火紅的年代 難忘的歲月
——憶楊占川在長山頭農場工作、生活片段
文／趙懷榮
20世紀70年代，兩千多名來自祖國各地的優秀兒女，響應黨的號召，匯聚到寧夏中寧縣南部山區的陳麻子井，揭開了可歌可泣的創業篇章。三十多年過去了，昔日荒漠戈壁、風沙肆虐的荒涼情景已永遠地留給了記憶。而今展現在世人眼前的是溝渠縱橫、良田萬畝、綠樹成蔭、交通便利的現代化新型農場。尋覓創業者的足跡，農場第一任黨委書記、場長楊占川帶領全場干部職工忘我工作的點點滴滴，仍能讓我們深刻感受他們當時艱苦創業的雄心壯志。
千辛萬苦建農場
1978年2月，春節剛過，塞上大地嚴冬的寒氣尚未減緩，人們還沉浸在濃濃的傳統佳節的快樂之中。一天清晨，兩輛深綠色的解放牌汽車，迎著晨霧在銀川平原向南疾馳。其中一輛載著二十多人，他們是寧夏農墾局從各農場抽調的干部和技術骨干，將趕赴中寧縣陳麻子井，在那里安家立業，創建農場。帶隊的是一位中等身材、身板硬朗的老革命——楊占川。當天下午，他們一行風塵仆仆地趕到了目的地。一下車就踩在了疏軟的沙子上，黃沙毫不客氣地漫過鞋幫，與這群遠道而來的客人來了個“親密接觸”。一眼望不到邊的戈壁、沙丘、白茨，幾棵碗口粗已禿了頂的沙棗樹還頑強地生存著。這里萬籟俱寂，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一陣西北風裹著黃沙掠過，這群剛從銀川平原來的人們頓感渾身就像被針扎一樣刺骨的寒冷。如此惡劣的環境，把初來乍到的人驚呆了，一個個灰頭土臉的開始小聲議論：“這個鳥不落腳、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人能待嗎？”
在這戈壁灘上有一個占地三畝多的土圍子，圍墻高低不齊，一眼就能看出風吹雨淋的痕跡。西邊和北邊的圍墻外面，多年堆積的黃沙已接近墻頭，再有幾場大風，沙子就越墻而過了。南墻中間有一個三四米長的大豁口就算是大門，里面有十幾間60年代建的土坯房，這就是陳麻井公社機關所在地。公社的干部們把楊占川一行迎接到屋里，安頓了下來。
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大家已心灰意冷，沉默不語。楊占川看著眼前這一切，泰然處之，當天下午他就組織原公社的留用干部和隨他一起來的建場干部開工作動員會。他在會上說：“今天隨我來的都是建設農場的骨干，有些同志和我一樣打過胡宗南、馬鴻逵，剿過匪，在西大灘挖溝、修渠、開過荒，還有些同志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那些艱難日子我們都熬過來了，這點困難算個啥？再說公社留下來的干部，哪個不是在這里一干就好幾年，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里干？眼前的這點困難就把我們嚇倒了嗎？是英雄好漢，就跟我老楊一塊干，是熊包軟蛋的，明天就送你回家。我們有黨的正確領導，有農墾人艱苦創業的光榮傳統，眼前的困難我們一定會戰勝，今后會一年比一年好的。”
楊占川無所畏懼的氣魄、戰勝困難的決心鼓舞了參加會議的每個人，個別人也打消了想回去的念頭。隨后楊占川帶著大家勘察地形，研究方案，規劃設施，不分白天黑夜。他們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完成了建場的前期工作，隨后各路建場大軍在這里落戶。以楊占川為組長的農場籌建小組，不久又提出了“當年建場，當年生產，當年為國家上交糧油作貢獻”的宏偉目標。
在建場歲月里，楊占川沒有星期天，沒有節假日，經常穿著一身灰色的舊中山裝，騎著一輛舊自行車奔走在田野里、工地上。中午路途遠回不了場部，他就和工人一起吃大灶。開會研究工作，他從來不占用白天的時間，每天晚上都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每二天他又比誰起得都早，開始籌劃、安排新一天的工作。事業心、責任感驅使著楊占川夜以繼日地忙碌著，由于工作壓力太大，身體超負荷付出，頭暈、牙痛、胃痛經常困擾著他，可他只是吃點藥，仍堅持工作。
建場初，機關食堂干部、職工有一百多，楊占川同樣和大家一起排隊打飯。當時由于條件所限，飯菜質量也很差，半個月能吃一次肉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機關灶的炊事員老陳師傅看著楊場長越來越消瘦，臉越來越黝黑，尊敬、憐憫在老師傅心里油然而生。有一天晚飯結束后，他以商量的口氣對管理員說：“楊場長不分白天、晚上的干活，實在太辛苦了。家又不在這里，沒人照顧，我們能不能每天晚上給楊場長炒個菜，給他補補身體。”管理員欣然同意了。于是老陳師傅給楊場長炒了一碟肉菜，拿了兩個饅頭讓小趙送去。楊場長一看小趙端著的熱騰騰地肉菜，就是一頓嚴厲地批評，小趙委屈地說明原因，楊場長語重心長地對他說：“小趙呀，現在條件艱苦，我們更要和大家同甘苦、共患難呀。我要是開小灶搞特殊，誰還愿意跟我老楊干，你說是不是？”隨后楊場長從抽屜里拿出一元菜票遞給小趙，小趙說：“多了。”楊場長說：“拿去吧，交給灶上，下不為例。”楊場長的言行深深地感動了小趙，敬仰之情不由得涌上心頭。
從農墾系統調來的干部、技術人員、業務骨干和全國各地招來的兩千多名知識青年被楊占川及其同事們戰風沙、斗寒暑的革命熱情所鼓舞。他們住帳篷、地坑子，吃黃米、咸菜、胡蘿卜，卻無怨無悔。調皮的青年職工敲著碗筷說起了順口溜：“天當被，地當床，吃著黃米和干糧，飯碗底下沙子淌，你看風光不風光。”接著又有人現場表演：“我們這些人呀，遠看像要飯的，近看像背碳的，直到跟前才知道是農墾戰線的。”惹得青年們大笑。職工的調侃確實反映出了當年的生活狀況，但也體現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當時青年職工每月只發24元工資，風餐露宿那真叫艱苦呀！然而在那個火紅的年代里，大家同甘苦共患難，同住、同吃、同勞動。他們“八小時內拼命干，八小時外作貢獻”，開展勞動競賽干得熱火朝天，晚上披星戴月加班加點，義務勞動更是經常性的事兒。青年職工們每天都以滿腔的熱情，生龍活虎地戰斗在建場生產的第一線。經過半年多的晝夜苦干，他們終于在當年全部住進了干打壘房子，各隊都提前完成了開荒造田任務。農場當年完成了給國家上繳油子二十多萬斤、小麥一百多萬斤的任務，實現了原定的奮斗目標。
病愈堅持扎根農場
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驅使著楊占川長期忘我地工作著，有時他騎著自行車下隊，事情處理完再風塵仆仆地趕回場部，開飯時間已過，炊事員已經下班了，他也不忍心打擾人家，便忍著饑餓和開水泡饃湊合充饑，過度的勞累和飲食不規律導致他落下了病根。1982年春他經常手按著胃部，堅持上班，實在疼痛難忍了才去農場醫院打一針或開點藥。當時農場醫院醫療條件差，院長幾次建議他趕快到銀川大醫院檢查治療，他總說工作忙離不開，等工作能脫開身了再去。他一直堅持到這年的年終，才到銀川市的醫院檢查，經診斷發現他的胃已穿孔，病情很嚴重，寧夏現有的醫療水平根本無法治療，此事驚動了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李學智同志，他在農墾局局長的陪同下來醫院看望了楊占川，要求醫院立即成立專家治療小組，不計一切代價治療。因為手術具有一定難度以及出現不可預料的情況，在三個月的時間里連著做了三次手術。身體剛剛有所恢復，楊占川就在醫院待不住了，又回到了農場上班，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農墾局領導知道這一情況后，立即趕往長山頭農場。老首長望著楊占川虛弱的身體，心痛地拉著他的手說：“老楊啊，你太辛苦了，你付出的代價也太大了，按你的資歷、業績完全可以擔任農墾局副局級領導，你的身體狀況也不能再在這艱苦的地方干了，我們向組織上建議，調你到農墾局工作吧。”楊占川說：“謝謝組織和領導的關心，我的第二次生命是黨給的，我到農墾局也發揮不了太大作用，把職位留給年輕同志吧，我也干不了幾年，長山頭農場的職工、鄉親們信任我，我就在這里多干幾年吧。”他豁達的胸懷感動了上級，也感動了下屬。農場職工知道自己的老場長又回來了，打心眼里高興，紛紛前來看望。
敢為人先大膽改革
20世紀80年代初，農村的改革使當時一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相當于農場職工幾年的工資。農場從寧夏川區招來的職工中，有些人就產生了回農村種田的想法，也有個別人不辭而別離開了農場。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農場不可能走農村土地承包的路子，國家也無政策，農場職工的種田積極性受到了打擊，農業生產中吃大鍋飯的現象逐年嚴重。面對這些變化，楊占川苦苦支撐著。
1984年春，中央領導視察新疆農墾建設兵團時，對其實行的“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當時報紙和有關雜志對此也進行了詳細介紹。楊占川根據這一情況，及時召開黨委會，根據黨的政策，結合農場實際，認真深入地進行了研究，在寧夏農墾系統率先提出了創辦“家庭農場”生產經營模式。得到農墾局黨委的批示后，他帶領全場干部職工，立即行動起來，當年就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職工從創辦“家庭農場”中獲得了收益。
20世紀90年代初，由于受市場經濟的影響，家庭農場出現了問題，農場經營走向低谷。
1992年，全場干部職工都放假歡度元旦佳節了，而生產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卻始終困擾著楊占川，他睡不著，吃不下，更沒心思回家和家人團聚。他下隊找生產第一線的干部職工座談，找熟悉經營管理的同志問計，與黨委班子成員交流，終于農場的第二次改革方案在他腦海中形成了。
這次改革叫作“兩費自理生產責任制”，農場與土地承包戶只有借貸關系，原來的家庭農場經營體制同時取消，徹底打破了職工吃農場大鍋飯的現象。當年兌現獎金時，大部分承包戶都拿到了一萬多元，種田少的也能有幾千元。職工們高興地說：“農場這次改革真正讓我們嘗到了甜頭。”從此，閑逛的人少了，精耕細作的人多了；投機取巧、搞掠奪式經營的人少了，平田整地，培肥地力的人多了。
改革穩定了人心，改出了干勁。經過幾年的努力，許多職工建起了新磚房，購買了新式家具和家用電器，自行車變成了摩托車，有許多家庭還購買了大中型農業機械，成了農機專業戶。這次改革是寧夏農墾改革的先例，實現了職工增收、企業增效的良好效果，為農場今后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楊占川在任期間進行了兩次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改革，這期間的壓力，外人是無法體會的，他這種敢為人先的氣魄、大膽改革的毅力，體現了對職工群眾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高度責任感。
本色永遠不會變
楊占川場長是1948年參加革命隊伍的，長期的革命工作使他始終保持著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長山頭農場這片熱土上他忘我工作了十六年，始終是一雙筷子、一個碗、一床幾十年前部隊上發的鋪蓋卷，這樣一直到1993年光榮離休的那天。他的家到現在仍然是西干渠管理處家屬院的老房子，與他的老干部身份、副廳級待遇一點也不相稱。有人建議他找農墾局要一套樓房，他卻說這房子住了三十多年習慣了，不能給領導添麻煩。
楊占川在職期間，只有元旦、春節才回家，其它時間一般都是在農場度過的。時間長了，也有領導干部勸他回去一趟，他總是說，專門回家太浪費，抽時間順便回吧。他所謂的“抽時間”就是利用到農墾局開會或者銀川辦事的機會，才順便回去一趟，這對他來說已經是“假公濟私”了。
楊場長在任時，招待吃飯就是機關食堂，從未在餐廳喝酒吃飯的他與下屬到銀川開會辦事，除會議就餐外，多數時候他都買上酒菜把下屬領到家中吃飯，從來沒報銷過招待費，差旅費每年也是極少的。他公私分得很清楚，把公家事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從不亂花公家一分錢。
對個別有貪污行為的干部，楊占川非常重視，指示督促有關人員快速查處，黨委及時嚴肅處理。他廉潔奉公的工作作風，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在干部群眾中樹立了共產黨領導干部的良好形象，農場也出現了干群和諧、政通人和的新氣象。
下屬干部家中凡有婚喪嫁娶，他都要前去祝賀或慰問，但卻從來不到下屬干部家吃飯。由于敬畏，下屬干部從來不請他，也不敢請。他臨離休時，部下們出于對老場長的尊敬，在家中略備薄酒，以表心意，而這時候的楊場長只要得空都欣然答應，按時“赴宴”。
楊場長現已年逾八旬，耳聰目明，種樹、種菜、養花，不失為一把好手。走入他家的小院，鳥語花香，生機盎然，無不體現著老人的生活情趣。楊占川離休已快二十年，長山頭農場曾在他手下工作過的干部、職工到現在都還想念著他，每年都有干部職工前去銀川看望他。每當這時，老人家就像見到了自己的親人一樣，用最樸實的方式熱情招待，并關切的詢問農場有哪些發展變化，言談舉止中無不流露著他對長山頭的眷戀，對職工們的深情誼。
（作者系寧夏長山頭農場原黨委副書記）
責任編輯：昝瑩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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