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從不足2萬元到210.5萬元，從全縣171個行政村中排名第161位一躍晉級為第6位，村民年人均收入從2000元攀升到2萬元左右。僅用1年時間，合肥市長豐縣大路村如何實現由耕地拋荒、信訪不斷的后進村到“千企幫千村”示范村的蝶變？
考核為王，“523分紅”調動三方積極性
事情還得從2021年4月安徽農墾農產品公司（以下簡稱“農墾農產品公司”）與合肥市長豐縣大路村簽訂的一紙合作協議說起。協議約定，大路村把4000畝土地流轉給農墾農產品公司，合作經營期限暫定5年。農墾農產品公司付給村民每畝400元的租金，首先解決村民保底收入問題。盡管如此，大多數村民并不看好這一次合作，因為有“前車之鑒”。
大路村地處江淮分水嶺，共584戶2416人，耕地面積6065畝，主要從事小麥和水稻種植。大路村雖然在2016年實現脫貧摘帽，但村集體經濟一度處于長豐縣的洼地。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中，大路村積極尋求與企業合作，希望通過“公司+農戶”的方式集中流轉土地，解決耕地拋荒問題，增加農民和村集體收入。
2018年，大路村與某企業合作，集中流轉土地，計劃開發大棚蔬菜項目。沒想到該企業經營效益不佳，嚴重拖欠土地租金，造成村民情緒不穩定，引發了新一輪土地撂荒。大路村黨支部書記董永含說：“當時的情況是大路村6000多畝耕地80%拋荒，村民連土地流轉的租金這個保底收入都拿不到手，老百姓怨氣大，經常上訪。村干部干著急，沒辦法……”
董永含話題一轉說：“我們這次之所以把‘寶’押在農墾企業身上，是因為農墾有專業化、機械化等現代農業科技優勢，又有市場銷售渠道，不用擔心地種不好的問題。”
農墾農產品公司負責人從大路村與某企業合作失敗的案例中汲取教訓，“關鍵在于建立一套科學的考核體系，充分發揮考核指揮棒的作用。”農墾農產品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汪登松說，“讓農墾農產品公司、村集體合作社、生產骨干三方同經營、同參與、同負責，把一個積極性變成三個積極性。”
這份合作協議的核心條款是“523分紅”，即農墾、村集體、農民分別按照利潤的50%、20%、30%實行分成。農墾農產品公司以糧食產量和成本控制為基礎指標，根據三方責任分工進行分類考核，首先對大路村集體合作社實行成本考核，大路村集體合作社作為組織者，不僅要組織生產骨干把農藝措施落實下去，還要對他們進行有效管理，從而把生產成本控制在合理的區間。具體量化指標：水稻畝產在45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1055元以內，小麥畝產在35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655元以內，高粱畝產在300公斤以上、畝成本控制在755元以內；在完成基礎指標后，畝純利潤在300元以內時，按20%獎勵，畝純利潤超過300元時，300～500元區間的部分按30%獎勵，500元以上按40%獎勵。
2021年，農墾農產品公司在大路村合作項目首戰告捷，4000畝統一流轉地純收益達到110萬元，根據協議約定，返還40萬元用于村集體分紅。村集體經營性收入200多萬元，一舉甩掉了后進村的帽子，利潤達到50萬元，是2020年的20倍。
大路村村民童德鳳是村企合作項目的職業農民，去年由他負責管理的500畝高粱地平均畝產650斤以上，高產田塊800斤以上。加上網格管理的工資和分紅，一年僅此項收入就有近3萬元。
筆者手記：安徽農墾在大路村蹚出了“國企+村集體合作社+職業農民”的鄉村振興模式，通過“523分紅”考核，農墾拓展了土地經營收入增長點，彰顯了國有企業保障國家糧食生產安全的社會責任；村集體合作社獲得經營性收入和利潤分成，實現了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農民獲得租金+工資+利潤分紅等三方面收入，有效提升了共同參與鄉村振興的積極性。
共建為要，“1+1+1”聯結利益共同體
安徽農墾也探索過“出場進村”的土地流轉模式，但始終走不出“大包大攬、單邊作戰”的誤區，總體成效不佳。2015年，農墾集團將農墾農產品公司與大壙圩農場、倮倮米業和皖墾農產品超市整合，探索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產業模式，經過兩三年的運作，初步形成了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產業化發展的格局。隨著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農墾農產品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有著強烈產業振興愿望的大路村。
2021年4月初，農墾農產品公司安排陳從貴、王玉虎、孫治國3名農業技術骨干到大路村蹲點，負責4000多畝農作物的生產組織、農資供應和技術指導。“在地里看到一人多高的荒草，心里涼了半截，說實話，當時心里真沒底！”陳從貴談及當初的感受，頗多感慨。
高級農藝師王玉虎則認為經營這4000多畝地，僅靠他們3個人是玩不轉的，必須依靠村集體合作社、村干部發動當地農民參與生產管理全過程，擺在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抓緊培訓一支“職業農民”隊伍。首先，這支隊伍人數不在多，而在于精，有較強的組織能力，能及時有效地組織當地勞動力開展生產；其次是生產技術，要把農墾農作物高產栽培技術迅速傳授給他們，并通過他們推廣給參與生產的農民；再次是以職業農民帶動農機專業服務，就地就近解決農業社會化服務問題。
3個人把6名村干部組織起來，吃住在村里，起早貪黑在地里摸爬滾打，手把手向他們傳授水稻和高粱的生產技術，并定期邀請農業專家開展技術培訓，組織他們到農墾現場考察，以各種方式“速成”培育“職業農民”。同時推行地塊網格化管理，通過衛星遙感測繪將大路村流轉的土地測繪入圖，每500畝土地作為1個網格單元，由1名職業農民負責管理。職業農民根據網格化管理要求，有效落實自己負責的單元管理任務，提高農藝措施的針對性和實效性，確保完成農作物產量。村集體合作社將農民收入與田間管理、作物收成等掛鉤。
今年70歲的原大路村村支部書記董善業說：“農墾技術員真是種地的高手，什么時候排水、什么時候除草、什么時候打藥都算得清清楚楚，打藥用無人機，除病蟲害藥里還加了營養液，難怪高粱長得這么好！干了一輩子農活，現在真是長見識了！”
董善業掰著手指頭算了一筆賬：2020年，他家6口人28畝地，每年總收入6000多元；2021年農墾流轉土地后，每天務工收入100元，一年有120天務工，1.2萬元收入進賬；加上每畝400元保底收入，還有村集體分紅，如今每年已有2萬元的收入，年收入一下子翻了3倍。
在外發展有成就的小老板、大路村村民董吉豹看準村企合作項目的商機，在大路村成立農機服務公司，投資170多萬元，購置了大型拖拉機、旋耕機、播種機、無人機等機械15臺套，去年農機作業收入60萬元。
筆者手記：“大路模式”突出鄉村振興墾地合作共建，共建的核心是形成了農墾、村集體、農民三方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體，完善了責權利的再分配。農墾從中獲取了拓展土地資源的紅利，以大農墾帶動小農戶，承擔了資金、技術、培訓和訂單銷售等責任；村集體合作社一手連著農墾，一手連著“職業農民”，發揮了杠桿作用；而當地農民積極主動參與農作物的全程生產管理，不再是持有地租的旁觀者，將雇傭關系轉換為利益共同體，形成了“1+1+1”大于3的倍增效應。
黨建引領，“5同4聯”探索共同富裕路
在大路村3000畝高粱地里，一面黨旗獵獵飄揚，一群戴著黨徽、團徽的人們唱起勞動號子。一個“憶田頭黨史、謀鄉村振興”的主題黨日、團日活動正在這里進行著……這是2021年8月27日農墾與大路村黨支部共建活動的一個場景。
在合作之初，農墾農產品公司與大路村除了簽訂農業經營合作協議外，還簽訂了一份特別的協議——《支部共建協議書》，農墾農產品公司總部黨支部和大路村黨支部圍繞生產經營開展結對共建，形成“理論同學、組織共建、品牌同筑、服務同行、成效同享”的五同模式。農墾駐村蹲點的陳從貴、王玉虎兩名黨員臨時參加大路村支部組織生活。在黨史學習教育中，兩個黨支部組織黨員共同開展了參觀安徽農墾博物館、云峰村史館等紅色資源活動，多次在田間地頭開展了“憶黨史、學農技”主題黨日活動，建立了以農墾技術人員黨員、村干部黨員和農民黨員為主體的村企共建機制，重點圍繞生產經營開展支部活動，有效促進了黨組織和村集體組織的振興，為產業振興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通過黨建引領，聯成了黨員帶頭示范的一片丹心，聯成了產業振興的一股干勁，聯成了共同富裕的一種情懷，聯成了鄉村振興的一種模式。
“皖墾—大路”模式引起了長豐縣委縣政府的高度關注。縣委書記李命山2021年先后3次到大路村調研，對“皖墾—大路”模式給予高度評價：“大農墾、大情懷，墾與村想到一起、干在一起、成在一起，闖出了鄉村振興新大路。”
今年，長豐縣投入1600萬元資金，實施大路模式配套倉儲烘干中心項目，同時，對大路村鄉村振興規劃進行提檔升級，借鑒農墾探索智慧農業的做法和經驗，籌劃農業物聯網項目和農產品加工項目，致力打造鄉村振興新高地，并要求在其他鄉村復制“皖墾—大路”模式。今年1月24日，農墾農產品公司與楊廟鎮大元村簽訂了4000畝土地流轉協議，繼續推廣這個模式發展現代農業。
安徽省委黨校鄉村振興學院的教授、學者先后3次赴大路村考察調研，認為“皖墾—大路”模式轉變了農民思想觀念，改變了土地經營方式，提高了農民積極性，解決了耕地拋荒、非糧化問題。省委黨校有意將“皖墾—大路”模式列入鄉村振興現場教學計劃，并將其作為全省鄉村振興典型案例進行深度研究。
筆者手記：農墾帶動鄉村振興，黨建引領是關鍵，優勢互補是要件，利益共享是硬核。“皖墾—大路”模式不僅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新路徑，同時也為農墾“出場進村”流轉土地、深耕現代農業積累了可借鑒可復制的模式。
（作者單位：安徽省農墾集團公司）
責任編輯：成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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