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質生產力理論是人工智能時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拓展，對我們理解未來新型經濟增長及其動力機制提供了嶄新視角，同時也必將對未來長期經濟發展產生深遠影響。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開放紅利（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城鎮化紅利以及房地產紅利，共同推動了四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然而未來中國必然要從粗放型增長（外延式增長）向集約型增長（內涵式增長）轉型。新質生產力條件下新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六大機制”或曰“六大效應”，即人力資本積累效應、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要素配置效應、組織變革效應和公共政策效應。未來中國要在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動能轉換中采取“彈性模式”而不是“剛性模式”，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地推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同時深化體制改革，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不竭動力。
關鍵詞：新質生產力；經濟增長模式；動力機制轉換；增長理論；二十屆三中全會
如何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在深刻復雜的國際格局中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堅定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擺在當代中國人民面前的核心命題。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推動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推動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優化組合和更新躍升，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發展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關鍵在于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有序推進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動力機制轉換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一、“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核心是經濟增長模式和動力機制轉換
（一）從經濟增長理論看新質生產力
對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的源泉的考察是經濟學思想史的核心主題之一，在古典經濟學家斯密、馬歇爾那里，即高度重視對經濟增長要素的分析。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將分工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有效的分工能夠提升勞動生產力，促進國民財富的增加，而分工是由市場容量決定的，國際貿易是擴大市場容量從而促進分工的有效手段。這一觀點將市場機制與經濟效率的分析結合了起來，這對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斯密認為，資本積累能夠促進分工和技術進步，而技術進步則會引起收益遞增，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斯密說：“機械的改善，技巧的進步，作業上更妥當的分工，無一非改良所致，亦無一不使任何作業所需的勞動量大減”，“使必要勞動量的大減少，一般是以補償勞動價格的增高而有余”。這也就意味著技術進步促進制造業的收益遞增。沿著斯密分工與市場交易這一分析理路，馬歇爾進一步分析了收益遞增的兩種情形，即內部經濟（即企業生產規模擴大而使自身經營效率提高）和外部經濟（即企業生產規模擴大而使該產業的所有企業獲得有利影響，這就是正外部性）。外部經濟是一種正的溢出效應，而知識溢出（技術溢出）是對于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影響最有力的外部經濟。后來的阿羅將技術進步解釋為由經濟系統決定的內生變量，突破了索洛將技術進步假定為外生變量的局限。而羅默、格羅斯曼和赫爾曼等新增長理論家更是將知識和技術溢出視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內生的技術進步是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源泉和決定因素。與此同時，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的作用亦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盧卡斯認為人力資本既有內部經濟效應又有外部經濟效應，而人力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兩個多世紀以來經濟增長理論的進展，尤其是經濟學家對技術進步推動人類經濟增長的認識，是隨著人類工業化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增長模式的不斷演變而不斷發展的。技術進步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本身經歷了一個復雜的、長期的發展過程。人類的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不斷分化、人類分工和交易的不斷復雜化和深化、人類工業化和現代化的不斷進展，與技術進步形成一個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正反饋過程。技術進步改變了人類的生產方式、社會組織方式和勞動工具的形式，使人類在生產社會產品的過程中不斷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不斷節約人類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極大地推動了人類的經濟增長。如果只有外延式的經濟增長（增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規模）而沒有內涵式的經濟增長（通過技術進步而提升勞動生產率），則人類的經濟增長就是不可持續的。因此自從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經濟增長無不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正是科學技術的創新使得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效率有了提升，并改變了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提升了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其他要素不同，科學技術具有邊際收益遞增的性質，因此更多的科技投入和更大規模的科技創新能夠促進生產力的不斷躍升，推動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新質生產力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新質生產力是通過人工智能等前沿性技術和顛覆性技術的突破為基礎所形成的一種新型的生產力質態，其動力源泉是科技創新，其核心要義是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深刻調整、產業形態的深刻演變和經濟增長模式的深刻轉型。可以說，新質生產力理論是在人工智能時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拓展，對我們理解未來新型經濟增長及其動力機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同時也必將對我國未來的長期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是我國在未來幾十年抓住歷史機遇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新質生產力條件下新型經濟增長及其動力機制
新質生產力所支撐的新型經濟增長，是一種與外延型經濟增長相對應的內涵式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在智能化和數字化技術的支持下，新型經濟增長能夠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包括數據等新型要素），推動國家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但我們首先需要透徹理解新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也就是要把新質生產力推動新型經濟增長的內在激勵機制搞清楚。本文認為，新質生產力條件下新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六大機制”或曰“六大效應”，即人力資本積累效應、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要素配置效應、組織變革效應和公共政策效應。下面對六大機制或效應進行簡單解析。
1.人力資本積累效應
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經濟增長的重要內在機制之一即是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及其投資的規模與質量來實現可持續增長。人力資本理論的創建者之一西奧多·W·舒爾茨1960年在美國經濟協會年會上作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的演說，明確提出人力資本是當今時代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認為人口質量和知識投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未來的前景。他說：“人們獲得了有用的技能和知識，……這些技能和知識是一種資本形態，這種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資的結果，在西方社會這種資本的增長遠比傳統資本（物質資本）要快得多，……我們所稱之為消費的大部分內容構成了人力資本投資。用于教育、衛生保健和旨在獲得較好工作出路的國內遷移的直接開支就是明顯的例證”。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知識程度、技術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狀況來提升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在人力資本上的投資是一種投資回報率很高的投資，其投資收益率遠超過物力資本投資的收益率。而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投資能夠帶來巨大的人力資本提升效應和分配效應，從而促進整個社會的經濟增長并增加個人和社會的經濟收入。貝克爾1964年在其著作《人力資本》中，闡述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對于人力的投資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教育支出、保健支出、勞動力國內流動的支出或用于移民入境的支出等形成的人力資本”。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學者對人力資本的定義更加寬泛，如一些學者認為“人力資本可以寬泛地定義為：居住于一個國家內人民的知識、技術及能力的總和，更廣義地講，還包括：首創精神、應變能力、持續工作能力、正確的價值觀、興趣、態度以及其他可以提高產出和促進經濟增長的人的質量因素”。人力資本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特殊性、創新性、收益遞增性、附著性、發展性和長期累積性、有限性和稀缺性、時效性、可變性、風險性和社會性，一些制度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等對人力資本的形成會造成深刻的影響。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人力資本的重要性明顯提升了。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領域的技術進步日新月異，新興技術和新興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之間形成了一種雙向促進的正反饋機制，巨大的人力資本投資推動了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發展，反過來技術進步和新興產業發展也倒逼國家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因此，新質生產力條件下，國家之間的經濟增長方面的差異，是由科技進步的差異決定的，而科技進步的差異又是由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差異所決定的。工程師、科學家、熟練技術工人的規模與質量，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工業制造能力的基本面，也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和國際競爭力的基本面。
2.技術擴散和知識溢出效應
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動力是技術進步，也就是知識創新。技術進步是企業不斷基于自身利潤最大化愿望、基于對超額（壟斷）利潤的追求而進行的持續的知識創新，也就是說，知識創新背后必須基于企業的獲取超額（壟斷）利潤的內在激勵。如果沒有這種激勵，沒有技術（知識）的一定的排他性，也就不會使創新企業產生源源不竭的創新動力。但是技術進步（知識創新）具有很強的擴散和傳播效應，新技術和新知識在市場上的擴散、傳播，一方面推動了整個社會的技術進步，同時也在另一方面降低了單個企業的創新成本，使企業可以在模仿、學習中不斷獲得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動力。技術進步的這一特征，使得技術這一生產要素比勞動力、資本等傳統要素具有更多的正外部性，正是技術進步的正外部性，造成了明顯知識溢出效應，推動整個社會的技術進步和知識創新，因為正外部性使得企業的技術創新成本得以降低。現代技術和知識的創新還受到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和知識產權交易制度的推動，今天的開源（開放源代碼）對于技術擴散和知識創新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技術和知識在更大范圍內擴散和傳播，降低企業獲得新技術和新知識的成本，這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在推動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要不斷創新知識產權交易體制，不斷增強信息和知識的流動性，推動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知識溢出、技術擴散和技術共享。當然，中國發展和培育新質生產力，還要考慮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技術擴散問題。當中國還處于“追隨經濟體”地位時，中國更多地依靠對“領先經濟體”的高端技術的“移植”、“模仿”與“改造”，而不是獨立自主的技術創新。而從領先經濟體到追隨經濟體的技術擴散涉及模仿成本和改造成本，這些成本在仿制品很少時低于創新成本，但隨著未被仿制的創意數量的減少而增加，也就是說，越到仿制的最后階段，其仿制的成本就越高。這種成本設定就意味著模仿具有收益遞減的性質，從而傾向于帶來收斂性。與領先經濟體之間的差距越大，落后經濟體（追隨經濟體）的增長速度傾向于越快。然而，正如巴羅等人在《經濟增長》一書中所指出的，追隨經濟體對領先經濟體的模仿是有條件、有成本的，對某種給定技術差距來說，增長率取決于政府政策和對落后經濟體的模仿收益率存在影響的其他變量。中國在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過程中，隨著中國和技術領先者之間的差距的逐步縮小，技術模仿的成本越來越高，由技術模仿帶來的技術擴散效應越來越弱。這也就意味著，考慮到近年以來美國等技術領先國對中國的“卡脖子”（技術封鎖），中國有必要從傳統的技術模仿路線進一步走向全面的技術創新，從而走上一條獨立自主的技術進步路線。當然，不排斥通過全球技術市場進行正常的技術交易和技術引進方式而獲得技術進步，但是獨立自主是基礎，市場化的全球技術交易和技術引進是一種靈活性的手段。
3.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新質生產力條件下，技術進步能夠顯著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尤其在工業部門內部，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轉型受到技術進步的深刻影響。制造業的智能化、數字化使得傳統的高污染、高能耗的工業體系（即傳統上所謂“重、厚、長、大”的工業體系）轉變為低污染、低能耗的新型工業體系（即“輕、薄、短、小”的新型制造業），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成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特征。對于中國這樣的巨大人口規模的經濟體而言，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產業結構的優化效應尤其重要。要以智能化和數字化手段裝備現有制造業，降低現有制造業（尤其是鋼鐵、能源等傳統重工業部門）的生產成本，增強其技術創新能力和響應市場需求的能力，實現柔性化和自動化生產。同時鼓勵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如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醫藥產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產業結構優化的動力機制，一方面依靠市場化的競爭機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和有效的產業政策引導。
4.要素配置效應
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有賴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既有范圍經濟的因素，即企業通過擴大經營范圍或增加產品種類而引起的單位成本的降低；也有規模經濟的因素，即在給定技術水平上，隨著企業生產規模擴大而帶來的產出增加和單位產出成本下降；同時，也有因技術進步而帶來的要素配置效率提升的情形，即企業采用新技術而導致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增加和邊際收益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有賴于一個高度自由化和市場化的競爭機制，這樣的機制保障要素的自由的、低成本的流動和根據成本—收益原則的要素有效配置。這就對一個國家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消除要素流動的壁壘，取消各種不合理的阻礙要素自由配置的區域市場保護政策和不合理的制度設計，構建促進各類要素交易和配置的交易所，如知識產權交易所、土地產權交易所、數據要素交易所等，從而最大限度地推動要素的自由、低成本和有效的配置。
5.組織變革效應
技術進步深刻改變人類生產的組織方式，這種“組織變革效應”可以從產業層面和企業微觀層面兩個方面來考察。新質生產力條件下，顛覆性生產技術不斷出現，智能化和數字化對企業的組織形式、經營管理模式造成了深刻的影響，生產系統響應需求的能力大為提升，靈活敏捷的柔性化生產系統正在改變著企業的傳統生產形態，企業管理也正在從福特主義、豐田主義向特斯拉主義轉型。智能工廠、無人車間、高度個性化和定制化的生產，這一切都建立在高度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生產技術之上，從而使得企業從傳統的制造業價值鏈走向工業4.0的價值鏈。企業內部的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模式也不斷適應這種高度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生產方式，組織的扁平化、組織內部高度分散而又高度協同的響應方式、企業內部績效管理和激勵機制的靈活化，成為新質生產力條件下企業自我革命的重要方向。這是從企業微觀的層面發生的組織變革。而從整個產業的角度來說，產業鏈的整合、產業的積聚、產業內部上下游各個部門的協調，在新質生產力下展現出完全不同的景象，產業鏈內部的整合效率在智能化條件下大為提升，產業鏈內部的縱向一體化能力大為提升，產業積聚和產業內部技術創新的效率更高，而區塊鏈技術等新技術使得產業的去中心化和開放化程度也越來越高。企業微觀層面和產業層面這兩個層面的組織變革，意味著企業管理模式和產業組織模式再也不能固守以前的傳統形態，而是要不斷探索新質生產力時代適應智能化和數字化的新型企業管理和新興產業組織模式，同時這也就意味著國家的產業政策也要順應這種大趨勢而進行相應的調整。
6.公共政策效應
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知識和技術的溢出效應更強，這就是所謂正外部性。正外部性的存在意味著有可能出現市場失靈，這也就為政府公共政策的實施提供了理論前提。國家制訂有利于產業成長和產業良性競爭的公共政策即產業政策，成為各國包含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產業競爭的焦點。在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產業政策面臨著深刻的轉型，而這種轉型，其核心是政府功能的轉型，反映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系的變化。從產業政策角度來說，美國模式和日本模式代表著兩個不同的產業政策路徑。美國在執行產業政策方面不僅政策出臺非常頻繁，而且注重法治、注重激勵機制的設計。美國大多以法律形式來推動產業政策，而不是靠行政命令。國會針對某個產業，先進行立法，立法之后，整個微觀主體，包括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等這些微觀主體，都遵循這個方向來努力，政府提供政策、法律和財政支持，比如直接補貼等，進行有效的引導和扶持。最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執行的產業政策非常豐富，比如《農業信貸法》《農業調整法》《國家技術創新法》《小企業創新發展法》《綜合貿易與競爭法》《能源法》等，通過立法對各個不同產業進行扶持和管制。總體來說，美國的產業政策模式注重立法，并重視利用市場化的激勵機制，而對政府的直接干預、對政府過大的對企業的自由裁量權保持警惕。二戰后，日本也大量執行了產業政策，在日本奇跡的產生過程當中，產業政策當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日本的產業政策，據小宮隆太郎的研究，是一種“選擇性的產業政策”，這種選擇性的產業政策依賴于政府的高度判斷能力和信息捕捉能力，但是現實中政府的判斷很難完全理性、科學和富于前瞻性，因此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在日本既有成功的案例，但是負面的教訓也是深刻的。基于對日本產業政策的反思，一些學者提出了“市場增進論”，他們發現，在政府的產業政策執行得非常好的歷史階段，一定是政府做了大量的事情來增進市場的作用。政府的各種產業政策一定是順應市場的，發揮了市場和政府的各自的比較優勢，政府的產業政策不是反市場的，不是壓制市場的，而是促進了市場的發展，促進了市場的競爭，讓市場良性發展。“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對于新質生產力條件下的國家產業政策調整，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
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歷史演變與基本經驗
（一）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和動能
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歷了長期的較為迅猛的經濟增長，使得中國的經濟規模和綜合國力有了顯著的提升。自1977年至2022年，中國的GDP增速和人均GDP增速保持了快速增長，盡管期間存在明顯的周期性波動，如1990—1991年的治理整頓時期、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時期、2020-2022年的疫情時期等低谷時期，但是GDP平均年增速和人均GDP平均年增速分別達到了9%和8%（見圖1）。中國改革開放后四十年保持年均9%的經濟增長率，這一“中國奇跡”，遠遠超過了日本在1960—2000年之間的年均4.2%的GDP增長率，也超過了同期新加坡6.2%、韓國5.9%的年均增長水平。
圖1 中國GDP和人均GDP增速（1977-2022）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中國四十年的高速增長奇跡，其背后的動力機制是極為復雜的，其中改革紅利和開放紅利是最重要的兩大推動力。改革紅利的獲得，是因為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要素的流動性增強，要素的配置效率也增強了，這就導致整個社會的所有微觀主體的運行效率大大提高了，其中的主要表現是企業效率的提升。因此，改革紅利就是市場化紅利。
開放紅利的獲得是與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密切相關的。在開放中，中國接納了世界，中國也走向了世界。1978年之后中國對外貿易規模迅速增長，中國由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體變成一個越來越開放的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越來越接近一個外向型經濟體，21世紀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一帶有時代標志性的事件，更是將中國帶向更為廣闊的國際市場，中國自此深度參與了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由此給中國帶來的“全球化紅利”遠遠超出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中國這樣，能夠從加入世貿組織和融入全球化中獲得如此豐厚的回報，這種回報不僅是經濟增長和財富積累意義上的，而更是體制和文化意義上的。2012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8667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了187倍，年均增長16.7%。特別是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對外貿易發展進入了黃金期（見圖2）。2001年和2010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分別為5097億美元和29728億美元，10年間增長4.8倍，年均增長20%。從出口貿易的結構來看，中國在很長一個時期的出口貿易主要依賴于低端產品出口，其中主要是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造業產品、原材料和能源等的出口。中國長期處于全球價值鏈和產業鏈的低端，中國從出口貿易中獲得的利益主要依靠出口的規模，而不是靠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中國的貿易依存度也是非常高的，1990-2020年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平均達到41%，遠遠超出很多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靠外需而不是內需，對于我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和經濟安全是有很大影響的。近年來，我國運用多方面的政策激勵和國際國內“雙循環”戰略，推動內需增長，迅速提高內需的貢獻率。2024年第一季度，各地區各部門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出臺一系列促消費、穩投資政策舉措，內需潛力加快釋放：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5.5%，其中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73.7%，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9個百分點，對經濟回升向好持續發揮“助推器”“穩定劑”作用。從外向型經濟到更多依賴強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機制正在發生悄然轉型。
圖2 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速和對外貿易依存度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除了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和開放紅利（全球化紅利），中國四十年來城鎮化的迅猛推進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這就是城鎮化紅利。城鎮化紅利本質上是同人口紅利密切相關的。城鎮化帶來巨大的消費和投資，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帶來的經濟增長紅利非常可觀。2023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6.2%，未來我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仍然有巨大的空間。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目前仍有1.7億進城農民工和隨遷家屬尚未在城鎮落戶，有序推進這部分人群市民化是城鎮化的首要任務，而這部分人群的市民化將給全國的消費和投資帶來很大的增長空間。未來中國將通過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接納上億人口逐漸進入城市，從而以高質量的城鄉協調發展來推動人的全面城鎮化以及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城鎮化進程，帶來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城鎮化紅利”造就巨大的“房地產紅利”，而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一直到2018年左右，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2015年達到13%左右（見圖3）。房地產經濟的迅猛增長，既是拉動這一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同時也加劇了這一時期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房地產泡沫與銀行房地產貸款虛增、地方城投債膨脹和超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一起，為2020年之后我國金融風險的大量累積埋下了伏筆。從總體上來說，應該從正反兩方面來看待房地產經濟：一方面房地產經濟是中國快速城鎮化的產物，城鎮化紅利必然帶來房地產紅利，各國城市化的歷史進程都驗證了這一點，因此房地產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的崛起是一個必然現象；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的過快膨脹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的范疇，帶有某些金融投機的性質，極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圖3 我國房地產投資占GDP比率（%）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動能轉換及其基本經驗
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開放紅利（全球化紅利）、人口紅利、城鎮化紅利以及由此帶來的房地產紅利，共同推動了中國的經濟增長，也形成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很長一個歷史時期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粗放型經濟增長即外延式經濟增長，是主要依賴資本、土地、勞動力的大規模投入而帶來的經濟增長；而內涵式經濟增長方式，則是一種主要依賴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而形成的經濟增長方式。與內涵式經濟增長方式相比，外延式增長所帶來的要素大規模投入并沒有同時帶來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高，能源的大規模消耗、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等資源的大規模利用，構成了巨大的環境成本，這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經濟增長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一種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必須以較低的要素投入和資源消耗，以較低的環境成本，換得較高的產出和要素回報，這就要求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注重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的培育，注重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由粗放型增長（外延式增長）向集約型增長（內涵式增長）的轉型過程，是一個極為艱苦的過程，這不僅包含巨大的技術創新成本，而且包含著微觀上企業生產方式的艱難轉變，以及宏觀上所需要解決的低端產業（低附加值）產業的改造升級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問題。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伴隨著經濟的周期性變化和內外條件的變化，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一直在悄然進行。經濟增長的動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但經濟增長的空間仍然很大，中國仍然具備可持續增長的巨大潛力。首先，從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來說，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與改革仍在不斷進行之中。改革沒有完成時，改革永遠在路上，而隨著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政府職能的不斷轉型，以及地方營商環境的不斷優化和服務型政府的不斷構建，我國的經濟體制在未來會煥發出巨大的動能，改革紅利（市場化紅利）是源源不竭的。這就需要我們在體制創新方面多下功夫，“完善支持全面創新、城鄉融合發展等體制機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進社會活力”，要不斷釋放體制機制的活力，構建一種能夠最大限度激發要素活力和微觀主體活力的彈性體制。其次，從開放紅利（全球化紅利）來說，中國不光要通過更多的國際貿易來參與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而且要不斷優化出口結構，使中國在高端制造方面占據國際優勢，從而在更大程度上分享全球產業鏈的收益，使中國由原來以低端產品出口為主的“出口導向型”大國經濟轉向以高端工業品出口為主的真正的開放大國經濟。同時，我們還要推動制度型開放，不僅要在國際貿易領域開放，而且要不斷鼓勵企業走出去，不斷參與全球經濟、貿易和金融規則制訂，不斷獲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再次，從人口紅利來說，隨著中國人口結構發生改變、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降低、勞動力價格上升，因此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和貿易結構必然面臨著深刻的轉型。并且，中國的人口紅利不是消失了，而是由傳統的數量型的人口紅利變為“新人口紅利”，中國逐漸形成一種質量型的人才紅利或人力資本紅利，而人力資本紅利的形成和擴大，成為緩解人口紅利轉換對我國經濟的不利影響、助力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增長的關鍵。不斷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不斷提高勞動力素質，是提升“人力資本紅利”的關鍵。事實上，近十幾年來，我國教育投入不斷增加，教育發展的外部性不斷體現，人力資本的累積提升了勞動生產率和整體經濟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減弱了要素投入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影響，推動經濟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拓展，人力資本紅利逐漸取代原來的數量型人口紅利而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最后，從城鎮化紅利和房地產紅利來看，我國城鎮化進程尚未結束，大量農民工將來若融入城市尤其是縣域城市，必然會對房地產投資帶來持續的積極影響，因此未來中國房地產經濟不會整體上衰退，而會進行結構性的創新和轉型。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的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六個方面。第一，不斷加大研發投入和科技創新力度，企業逐步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率越來越高，這對于克服勞動力短缺、提升企業競爭力、遏制企業邊際收益遞減、推動企業盈利能力提升，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已經從一個要素投入型的外延增長模式，逐步轉變為科技帶動型的內涵增長模式。近年來中國研發投入和專利數的迅猛提升，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動能正在加快轉換。第二，不斷加大企業的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以新技術裝備傳統產業，推動企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推進中國工業4.0建設。第三，持續大力提升人力資本，加大教育和培訓的力度。中國的職業教育有了飛速的提升，大量的熟練工人和優秀工程師，為中國新質生產力和制造業轉型發展提供了強大的人力資本支撐。第四，推動房地產等傳統產業的轉型，逐步擠出房地產泡沫，實現房地產經濟的軟著陸，推動房地產紅利進行結構性的變革。第五，在產業層面，推進產業層級的有序提升和產業結構的有序調整，正確處理好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的關系，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第六，在微觀層面，推動企業經營管理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推動企業組織變革和管理變革。企業數字化意味著數據在企業決策、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經營管理和生產各個環節發揮核心作用，未來企業所有的經營與決策都將“數字孿生”，這就是所謂“數據信仰”。企業智能化意味著人機協同交互日益深化，企業借助人工智能技術能夠勝任更為復雜的工作，能夠創造更新的經營管理手段并發現新的市場機遇。企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趨勢在近幾年已經非常明顯，這一趨勢表明，數字化和智能化已經不是企業的一個選項，而是所有企業必須經歷的變革。
三、新質生產力與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的地方實踐：彈性轉換與剛性轉換
（一）經濟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兩種轉換模式及其績效
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實現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動能）的轉換，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涉及技術創新、企業變革、產業結構優化、傳統產業升級改造、地方經濟轉型以及更廣泛的國家治理模式轉變和體制變革的系統工程。在這個由舊動能向新動能轉換、舊模式向新模式過渡的歷史階段，不同的轉換模式會產生不同的經濟社會績效，因此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慎重選擇一種科學且可持續的動能轉換方式與動能轉換路徑，對于一個地方經濟社會可持續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從地方實踐來說，動能轉換模式大體上可以分成兩類。
1.彈性轉換
彈性轉換（或曰“柔性轉換”）是柔和的、分階段的、漸進的、多目標兼容的、系統推進的轉換模式。這是我們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所堅持的一條重要的體制變遷方法論。新中國成立初期所進行的以和平贖買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這樣一種彈性轉換模式，這是中國的漸進的“過渡經濟學”，而不是蘇聯的激進的以沒收為核心的剛性政策。“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渡要有辦法，像從漢口到武昌，要坐船一樣。國家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這個方法論的精髓和靈魂就是在一個原則性的目標指引之下，選擇社會震蕩和制度成本最低的體制安排，以靈活而富有彈性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把理想主義目標和折衷主義戰略結合起來，從而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穩過渡。在這個經濟過渡過程中，既要有主動的強有力的思想引領與政治教育，又要有均衡、彈性、包容、漸進、柔和、中庸的實施策略。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在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運用了同樣的方法論，那就是漸進主義的市場化路徑，與激進式的蘇聯東歐市場化模式完全不同。彈性社會主義的方法論是成功推進體制變遷的關鍵。在近年來的動能轉換中，一些地方政府也堅持了這種彈性轉換的模式，取得了較好的動能轉換效果。
這種彈性轉換的模式，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轉換方式是柔和的，更多注重市場化的方式，重視政府的引導和示范，不違背微觀主體的意志而硬性推行動能轉換政策，比如在對待傳統產業的問題上，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第二，轉換是分階段實施的，而不是一步到位，急于求成。它是漸進的，使微觀主體在動能轉換中有一個適應的過程、學習的過程、模仿的過程。任何技術進步和模式轉型都需要有“歷史的耐心”，企業的“干中學”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自我更新、自我變革的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對新技術的適應和學習、設備的更新和改造都需要過程。第三，彈性轉換是多目標兼容的。既注重產業、環境和經濟指標，又注重民生指標；既注重經濟效益，也注重社會效益；既注重長期效益，也注重短期效益。第四，彈性轉換采取系統推進的轉換模式。運用系統論的思維模式，將動能轉換視為一個多部門聯動、多目標之間實現正反饋的一個系統工程，將新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訂、工業制造業部門的技術進步和設備更新、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和向弱勢群體如失業者傾斜的財政政策、高污染高能耗產業的遷移改造與新興產業培育發展、營商環境優化與產業鏈構建等方面的工作統籌起來，從而形成合力。系統推進的轉換模式，既利用了政府各部門和各領域工作之間的互動性，比如工信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民政部門之間的相互協同互動所帶來的正反饋效應，同時又在時間和空間上注重動能轉換的先后順序設計和空間轉移，使產業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皆在一種成本較低的狀態下實現和實施，從總體上降低了社會震蕩成本和社會摩擦成本。第五，政府在彈性動能轉換中更多運用順應市場和順應產業規律的誘導性方式，而不是硬性的強制性方式。比如通過政府的技術補貼為轉型企業提供更好的技術更新激勵和設備更新激勵，通過政府引導基金而引入更多的新興產業，從而降低新興產業在區域內的運行成本，或者通過更多的技術培訓和職業教育使更多的就業轉向新興部門，降低傳統產業轉型中的失業壓力，使整個社會運轉保持穩定。
2.剛性轉換
與彈性轉換相比，剛性轉換是硬著陸式的、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的、激進的、單目標推進而缺乏系統思維的轉換模式。這類剛性的轉換模式，往往為了區域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長遠目標而喪失短期目標，使得動能轉換的成本過高，社會震蕩成本過高，造成大量失業，同時也在短期內影響地方經濟增長。激進的剛性轉換政策只關注“政治正確”，執著于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抽象目標，而不理解模式轉換是一個“過程”，需要“歷史的耐心”，需要兼顧民生和就業，需要兼顧地方經濟增長和財政稅收狀況。一些地區為了迅速有效地轉換動能，而盲目“去產能”，希望能達到立竿見影的轉換效果，結果導致地方經濟增長下滑，財政稅收狀況惡化，地方就業狀況嚴峻，民生問題突出，這些都是缺乏系統論思維所造成的惡果，這樣的動能轉換看起來極為“剛決果斷”“雷厲風行”，然而違背了產業發展和轉型的基本規律，沒有將制度變革與技術創新、政府與市場、長期目標和短期目標、產業目標和民生目標的關系進行較好的權衡、協調。
（二）新質生產力培育和經濟增長動力機制轉換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
中國新質生產力發展與經濟增長動能轉換是大勢所趨，是一個長期戰略，但由于中國區域經濟和產業結構的多元性和差異性，各地在發展新質生產力和轉換動能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不同的，不可能采取整齊劃一的政策，而必須注重因地制宜，注重根據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和特殊稟賦去采取相應的動能轉換政策。政府對動能轉換的大力推動和制度上的頂層設計要與現實中的市場狀況、激勵機制和技術進步相結合，必須順應市場規律，采取引導性的激勵措施，不斷推進企業的科技創新，循序漸進地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關鍵還是要處理好制度與技術、政府與市場、長期和短期、產業和民生的關系，要系統推進，采取漸進策略，不可盲動求速。
政府在轉換動能的過程中，要克服一刀切、畢其功于一役的激進主義的方法論。同時，還要克服以政府行政性命令替代市場的方法論，要順應市場、利用市場機制。要拋棄單目標推進的方法論，注重各部門的政策協調，注重動能轉換與民生、就業等政策的互動與正反饋機制的形成。
2024年3月，在參加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個“因地制宜”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對前期有些地方搞“一刀切”的動能轉換模式的一種告誡。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種模式”。202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赴山東考察并在濟南主持召開企業和專家座談會，鮮明指出“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也能發展新質生產力”，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能光盯著‘新三樣’，不能大呼隆、一哄而起、一哄而散，一定要因地制宜，各有千秋”。實踐證明，在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和發展新質生產力過程中，我們必須采取實事求是、循序漸進、因地制宜、統籌推進的策略，必須采取彈性轉換的政策而不是剛性轉換的政策，在經濟增長動能轉換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改造傳統產業，同時要注重進行更加深刻的體制創新，深入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掃除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體制障礙。
（三）以新質生產力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傳統產業改造升級，也能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新論斷，對于那些傳統工業（主要是鋼鐵、能源、礦產、機械制造、化工等重工業）為主的地區而言具有特殊的針對性。一些老工業基地如東北、山東等，要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快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與產業的轉型。
第一，以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傳統產業的技術含量，實現產業轉型和升級，從而全面提升傳統產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和盈利能力。
第二，要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為“傳統產業”提供新場景，賦予新動能。數字化、智能化，是推動“傳統產業”轉型的最重要推動力，通過互聯網、物聯網技術的應用，能夠極大地優化和推動傳統產業的產業鏈構建、優化和推動傳統產業供給方和需求方的對接、優化和推動傳統產業的產業集群構建，使傳統制造業在數字經濟的推動下實現經營管理、生產、技術創新等多維度的變革。目前，以工業互聯網建設為契機，一些傳統制造業，如紡織、家用電器等行業，正在加快數字化改造和產業的集聚整合，這個趨勢將大大改變傳統制造業的生存狀況，也會大大提升傳統產業密集的老工業區的發展與轉型。東北、河北、山東等鋼鐵行業比較密集的地區，將來必然會走上這條道路，從而使這些地區重新獲得經濟增長的比較優勢。
第三，要通過培育新業態，扶持新興產業，努力打造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以新技術提升傳統產業層級，以工業互聯網思路為傳統產業轉型提供新的場景和動能，這些都屬于區域傳統產業的“存量”部分的改造；我們還要從增量的角度，為傳統產業集中的地區尋找“增量”的產業經濟增長點，要培育新的產業，給整個地區帶來多元的產業生態。一些能源大省和制造業大省，充分利用自己的產業鏈優勢和技術優勢，在原有傳統產業之外打造了一些新技術產業，并匹配本區域的其他優勢資源，形成一些新型業態，開辟了新的經濟增長渠道。
2022年初開始執行的“東數西算” 戰略，國家算力樞紐開始進行西部布局，建立包括貴州、甘肅、內蒙古、寧夏地等在內的算力中心，為這些地區發展新興的算力產業奠定基礎。2024年4月28日， 中國移動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建立全球運營商最大單體智算中心，充分發揮云網互聯優勢、 算網大腦全域智能調度能力，快速賦能交通、醫療、教育、能源、金融等行業大模型訓練，填補了我國人工智能的算力缺口，為人工智能創新發展提供堅實基座與強勁引擎。2024年5月，黑龍江雞西市與海南怡和中能公司“智能算力+”項目簽約，投資140億元，算力將躍居全國前十，是黑龍江最大智算項目。東北、內蒙古等原來重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和能源大省，通過建立新的業態，發展新興產業，從而找到自己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的新的比較優勢。這一趨勢，實際上也預示著一些經濟落后地區，能夠突破自己的區位劣勢，而在區域發展中引進和培育新動能，扶持新業態，這對于我國的新型均衡區域發展戰略的形成具有重大意義。這些新動向也表明，東北和西部地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安全的重要戰略腹地，其發展不僅可以帶來中國區域均衡發展的新格局，而且能夠為中國的新質生產力發展和科技創新提供廣闊空間。
四、結論：新質生產力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型動力機制
新質生產力這一理論的提出，是中國經濟增長邁進新時代在理論上的反映，是中國放眼全球第四次工業革命而采取的重要戰略決策，對我國未來經濟的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對21世紀中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新質生產力這一理論，也是中國工業化進入高潮和加速時期的重要標志，在工業化的這一關鍵時期，中國不僅要實現工業制造業的總量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要在工業發展的質量和前沿科技的水平方面引領全世界。中國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不再是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型的，而是科技驅動型的，新型動力機制追求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追求科技引領下的人力資本提升和經濟增長效率提升，中國未來的新型工業化和經濟增長將是綠色的、可持續的、高質量的。這也就意味著，隨著中國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提出，我們在經濟增長理論上也進行了一次深刻的變革和拓展，高水平人力資本、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中國新質生產力培育和發展的過程中將得到更好的呈現。
當然，對于中國來說，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既是發展命題，也是改革命題，既是技術革命命題，也是制度創新命題。“制度+技術”“發展+改革”，是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核心命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為此，我們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要素流動體制、統一大市場體制等領域的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為發展新質生產力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我們要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從而讓新質生產力加快培育、迸發活力。
責任編輯：經濟研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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