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精神，是指一個群體共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什么是農墾人的精神呢？農墾事業奠基人王震將軍1986年在《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出版序言中概括的是“艱苦奮斗，勇于開拓”。農墾精神1991年正式寫入《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進一步辦好國營農場報告的通知》（國發〔1991〕42號）中。2015年再次寫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中發〔2015〕33號），其中，明確提出要大力弘揚農墾精神，推進農墾文化建設，匯聚起推動農墾改革發展的強大精神力量。
農墾精神是從若干墾區精神中高度濃縮、深度提煉而成的。墾區精神典型代表有：“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同心同德、團結奮斗”的南泥灣精神；“艱苦奮斗、屯墾戍邊、拼搏進取、無私奉獻”的兵團精神；“艱苦奮斗、勇于開拓、顧全大局、無私奉獻”的北大荒精神；“艱苦奮斗、無私奉獻、開拓進取、求實創新”的華南（海南）墾殖精神；“堅韌不拔、艱苦創業、崇尚科學、開拓奮進”的共青墾荒精神；“艱苦創業、奮發圖強、無私奉獻、開拓創新”的大陳島墾荒精神等。南泥灣精神、北大荒精神已納入第一批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
墾區精神產生于不同的歷史背景，呈現不同的特點，但是有高度的共同性，“天下農墾是一家”，“艱苦”“開拓”“奮斗”成為墾區精神的基本內涵和底色，因為每一個農場都是從無到有，每一個農墾人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每一個農墾家庭都是白手起家。
解析農墾精神及其實踐特征有利于深刻了解農墾精神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精神實質，全面認識農墾精神推動形成的歷史貢獻和成就，準確把握農墾精神跨越時空的價值，從而增強農墾凝聚力，助力農墾改革發展。
一、主動請纓是農墾精神的鮮明特征
發展農墾事業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和部署，農墾人主動請纓，堅決執行中央決定，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農墾創業初期，有三件決定農墾事業發展、奠定農墾事業基礎的有重大影響的大事：一是南泥灣大生產運動，二是開發西大荒（新疆、甘肅、青海、陜西、寧夏），三是開發北大荒（黑龍江、內蒙古）。三件大事都和王震將軍密切相關，都是老一輩農墾人主動請命、主動擔當作為的結果。
（一）一馬當先參加南泥灣大生產運動。1941年，王震領導的三五九旅奉命從晉綏撤回延安，率先開赴南泥灣，參加南泥灣大生產運動。毛澤東為其題詞“發展經濟的先鋒”，為王震題詞“有創造精神”。1942年，毛主席接見三五九旅指戰員并給予高度贊揚：你們到東邊，東邊安全。你們到西邊，西邊安全。你們是一支能打仗會生產的部隊，敵人不來就生產，敵人來了就拿起槍戰斗。南泥灣大生產運動被公認為是農墾事業的起點，開創了“邊戰斗、邊生產”的屯墾新模式——軍墾。
（二）主動請命開發西大荒。解放戰爭即將勝利時，王震主動放棄了中央曾有意安排建國后他們部隊到北平當衛戍部隊的優越機會，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向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請纓，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要在解放西北后及時解放新疆，把新疆建設成為第二個更大的南泥灣。進疆后，王震將軍主動要求到條件艱苦的南疆，帶頭將跟隨自己多年的三五九旅改編為農業建設第一師，放棄成為唯一國防師的機會，隨后將其他九個師轉為農業建設師。滄海桑田換新天，2019年兵團發展到擁有面積7.06萬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積2000萬畝，下轄14個師（市），人口324萬人，地區生產總值2747億元，成為發展邊疆保衛邊疆的排頭兵、穩定器。上世紀60年代，兵團抽調大批干部和技術人員，在河西走廊組建農業建設第十一師、在寧夏組建農業建設第十二師、在青海組建農業建設第十三師、在陜西組建農業建設第十四師、在西藏組建農業建設團，極大地發展和壯大了農墾事業規模。
（三）主動建議開發北大荒。1954年，抗美援朝戰爭剛剛結束，部隊大批官兵復員轉業需要安置，社會主義工業化對加快農業發展提出了迫切要求。“1954年6月和9月鐵道兵司令員王震兩次到密山、虎林地區視察。他看到這片沉睡千年的亙古荒原未能開發利用，而廣大的鐵道兵復員轉業官兵又需要安置就業，便提出在這里開荒建設國營農場，‘寓兵于農，屯墾戍邊’的設想”（《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第24頁）。1955年，王震向中央軍委、毛主席請示，提出了關于鐵道兵預備官兵在北大荒舉辦國營農牧企業的建議：“以八五〇農場為基礎，加以擴大和發展，用五、六年的時間，開墾一、二千萬畝荒地，可以年產糧食二十億斤，既能儲備后備兵員，又符合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王震的建議得到中央軍委的采納和批準。由此拉開了開發北大荒的序幕，集聚百萬大軍“向地球開戰”。曾經的北大荒如今已變成了北大倉，有耕地4500萬畝，年產糧食450億斤以上，成為國家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
二、國家至上是農墾精神的核心要義
有國才有家，國興家興，剛剛從戰場硝煙中下來的農墾人理解得更深、更透。為了國家的利益，農墾人義無反顧，犧牲個人利益被視為崇高，無私奉獻被視為理所當然。農墾事業是白手起家的，注定需要艱苦奮斗，注定需要犧牲奉獻。
（一）轉變身份，百萬雄師解甲歸田。創業初期近50萬，后來累計150萬現役軍人，他們“保存戰斗的武器，拿起生產武器”，實現從軍人到“農民”、從裝甲兵到“莊稼”兵、從師長團長到場長隊長、從戰斗英雄到勞動模范的轉變。這種轉變對個人是決定性的，需要犧牲個人利益、家庭利益乃至子孫利益，農墾人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服從國家的需要。因為顧了大家舍了小家，農墾事業才逐步壯大，2019年，全國農墾有35個墾區，5491家農墾企業（其中農場1843、工業1199、建筑223、運輸640、商業1586）。從業人員579萬，其中職工214萬。年末資產1.18萬億。
（二）背井離鄉，“人往低處走”。上世紀60年代，百萬支邊青年、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從沿海到沿邊，從內地到邊疆，從綠洲到沙漠，從城市到農村，逆向而行，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匯集到一片片荒地、荒水、荒山、荒灘開墾建設，向貧窮開戰，向荒原要糧，成為農墾事業的后來者和中堅力量。農墾現有土地面積3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3.9%，其中耕地9725萬畝（占全國耕地面積5.5%，按省區全國排名第七），草地2.2億畝，林地6000萬畝，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壓艙石。
（三）默默堅守，奉獻一代又一代。因為艱苦而奮斗，因為熱愛而堅守。歷經艱苦創業的農墾開拓者們大多數把一生獻給了農墾事業，從青春到白頭，他們的兒孫也無悔無怨繼承前人的事業，繼續奮斗在農墾戰線。農墾人“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兒孫”。農墾現有常住人口1400萬，相當于一個大型省會城市的人口，農墾的存在改變和豐富了我國的人口布局、產業布局和城鎮化布局。
（四）初心不改，保糧穩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示范帶動農村農業現代化是農墾人的初心使命，幾十年來農墾人牢記在心，沒有改變，糧食生產、天然橡膠生產、菜籃子供給什么時候都不放松，無論計劃經濟體制時期還是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甚至在“谷賤”、“膠賤”的時候，都是如此，確保數量安全、質量安全。農墾糧食產量從上世紀50年代的10億斤上升到60年代的30億斤到80年代的100億斤，現在接近700億斤。由于專注于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生產，限制了農墾產業結構調整，從而也影響了農墾整體盈利能力的提高。
（五）繳稅辦社會，肩扛社會責任。新一輪改革前的2015年，農墾系統有各類辦社會機構9744個（包括教育、醫療、市政、社區管理、“三供一業”、社會治理等），職工29萬人，年支出330億，除去財政補助160億元，農墾企業實際承擔170億元。換一個角度看，因為農墾人自辦社會，2015年為國家節省了170億元應該由政府承擔的開支。2020年農墾承擔辦社會職能支出仍有44億元。農墾自己籌資建設場部小城鎮，改善職工生活，現已形成1547個小城鎮，場部集中居住人口732.8萬人，城鎮化率51.9％，農墾就地就近解決農墾人城市化問題，分解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壓力，也為我國城市化提供了一種路徑選擇。
（六）“種地如站崗，放牧同巡邏”。不穿軍裝守邊防，全國農墾現有243個邊境農場，其中有74個邊境線農場和169個邊境縣農場，分布在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新疆兵團、新疆農業、新疆畜牧、西藏10個墾區。據2018年邊境農場調度情況，邊境農場擁有邊境線長度3388.98千米（其中兵團2019千米），約占我國2.2萬公里陸地邊境線的六分之一。
（七）“忍痛割愛”，支持城市建設。根據《中國農墾統計年鑒》（2000—2021）統計，20年間，國家基建占用或政府收回農墾系統土地年均在6萬畝以上，合計150多萬畝。由于農墾是國有土地，政府或無償占用或補償水平較農村低的多，可以算的出，農墾僅此為國家作出了多么重大的貢獻。
三、召之即來是農墾精神的英雄本色
農墾精神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軍人精神，1984年統計，農墾系統復員轉業和榮譽軍人累計有近150萬人，農墾人雖不穿軍裝但軍人特有的本性還在，并深深融入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一代又一代，他們組織性、紀律性、動員能力、應急能力強。在新中國歷史上，經歷過一些重大時刻、危難關頭，每每都能看到農墾人的身影和力量。
（一）打破戰略物資封鎖。建國初期，帝國主義對我國實行經濟封鎖，禁止向我國出口重要戰略物資橡膠。政務院于1951年作出《關于擴大培植橡膠樹的決定》，組建華南墾殖局（廣東農墾的前身），抽調部隊組建林業工程第一師、第二師和一個獨立團2萬多人開赴華南地區，開荒建設橡膠農場。1954年我國開荒定植橡膠60萬畝，成功突破橡膠規模化種植禁區。農墾始終是天然橡膠建設的主力軍，并帶動地方民營膠的發展。2019年國內天然橡膠種植面積1718萬畝，干膠總產量81萬噸，其中農墾天然橡膠產量33.7萬噸，占全國總產量40.8%。
（二）支援對越自衛反擊戰。祖國綿延萬里的國境線上有一大批國營農場，廣大農場職工勞武結合，擔負了屯墾戍邊、保衛祖國邊疆的光榮任務。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云南、廣西的國營農場成為重要的后方補給和支持基地，農場職工和家屬踴躍參戰，積極支援前線，兩省國營農場中有106個集體、2740人立功受獎。其中有中央軍委授予的“支前民兵英雄”“民兵戰斗英雄”“支前模范連”等。榮獲云南省革命委員會、省軍區“支前模范場”光榮稱號的云南河口農場，有3個單位榮立一等功，6個單位榮立二等功，56個單位榮立三等功。3人立一等功，50人立二等功，2244人立三等功。云南河口農場和眾多英雄的光輝業績，是廣大農墾職工保衛祖國的生動寫照（《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1986年）。廣西農墾有9個地處邊疆的國有農場，有上萬名職工支前參戰，有21個單位立功獲獎，有181人立功。榮光農場與越南北部廣寧省接壤，先后組織了一個炮兵連、一個武裝連、一個高機排、一個通信班及配屬的戰地救護隊、觀察哨等。該場女炮兵班被廣州軍區授予“巾幗英雄女炮兵班”光榮稱號，榮立集體二等功；女炮班長張鳳嬌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
（三）促進“伊塔事件”解決。1962年，蘇聯駐伊犁和烏魯木齊領事館在中國公民中大量散發《蘇僑證》，誘惑我國新疆塔城、裕民、霍城、額敏等邊境縣區居民逃蘇，一時不明真相的逃蘇居民人數達到6萬余人，帶走大小牲畜30余萬頭（只），40萬畝土地撂荒。此次事件，史稱“伊塔事件”。周恩來總理親自召見兵團第一副政委張仲瀚，要求兵團承擔起這一事件的治安維護，勸阻邊民外逃，實行代耕、代牧、代管（“三代”）。同時，要求兵團在中蘇邊界建立國營農（牧、林）場帶，以期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兵團先后抽調選派干部810人，職工16750人，組成“三代”工作隊，及時填補了邊防的空缺，第一時間穩定了邊境社會秩序。隨后，兵團根據中央決定，沿新疆邊境地區有計劃地迅速籌建邊境農場。截至1966年，兵團共建成38個邊境農場，總人口15.5萬人，基本上形成了一條縱深10—30公里的邊境農場帶，充實了邊境，筑起了屯墾戍邊的國防屏障（任新農等編著，《新疆屯墾》）。
（四）馳援珍寶島自衛反擊戰。1969年3月2日，蘇聯邊防軍出動70余人侵入珍寶島，襲擊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打死打傷6人。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將入侵的蘇軍逐出珍寶島，保衛了國家的領土，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尊嚴。這就是珍寶島自衛反擊作戰。在這次作戰中，農墾再次起到了重要的支前保障作用。黑龍江八五三農場地處珍寶島附近，迅速組成一個擔架連火速趕赴前線，“往上送炮彈，往下抬傷員”。擔架連同志回憶說：“最艱苦的是轉移高炮陣地，扛著炮彈在草甸子里走了一天；還有裝卸炮彈，三天兩夜沒合眼”（《往事·1967—1969寫真》蔣元明主編 ）。
（五）支援對印自衛反擊戰。1962 年 6 月，中印邊境戰爭爆發，十八軍司令員張國華將軍親自指揮對印自衛反擊戰。林芝地區的察隅農場、易貢農場“絕大部分”職工被抽調上前線，農場“幾乎調空”。10 月 20 日，對印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隨后，易貢農場一邊加緊生產，保證邊疆戰士的糧食供給，一邊進行軍事訓練，參與了對達賴集團組建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的圍剿。
（六）解抗疫抗震之急。2003年，農墾支援抗擊非典，北大荒集團僅用7天時間，向北京急運大米2萬噸，解北京燃眉之急。2008年汶川大地震，北大荒集團向災區運送價值1000萬元的賑災大米3000噸。2020年，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北京農墾、上海農墾、天津農墾等全力保城市食品供應，北大荒農墾集團、廣東農墾、江蘇農墾、安徽農墾、云南農墾、廣西農墾、海南農墾、陜西農墾、甘肅農墾等墾區穩價保供、捐贈物資、馳援疫區。全國農墾為“六穩”“六保”作出了新貢獻。
四、為國分憂是農墾精神的精髓所在
創建農墾事業是黨中央的戰略決策，集現實性、長遠性、戰略性于一體。實踐證明，黨中央決策是正確的、英明的，農墾已經成為國家“能應急、調得動、靠得住、可掌控”的力量，穩定器、緩沖器作用凸顯。
（一）安置復轉軍人。新中國成立后，大批軍人需要轉業安置。安置到農村，無疑加重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安置到城市，城市規模小容納能力有限。農墾成為安置復轉軍人首選之地，隨后歷年都是如此。據統計，全國農墾系統累計安置復員轉業和榮譽軍人在150萬人以上。
（二）安置城市待業青年。20世紀60年代，我國大城市出現了兩大難題，一是人口多，二是就業難，影響城市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農墾再次成為維護社會穩定的“緩沖器”。王震主動與上海市委聯系并達成協議，安排上海青年到新疆參加兵團建設。1963年7月到1966年7月，3年內共動員十萬余名上海知青到新疆，其中兵團安置9.7萬人，有效緩解了上海的壓力。黑龍江墾區接納城市知識青年20萬人。據1984年的統計，在大批知青返城后，農墾系統仍有城市知識青年40萬人。
（三）安置歸僑難僑。我國有兩次大規模華僑難僑歸國潮，一是五六十年代馬來西亞、印尼、緬甸、印度等國8萬多名難僑回國，二是七十年代末約26.3萬名越南難僑回國。妥善安置歸難僑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農墾系統包括部分林場安置越南難僑7萬人（來源：中國僑網）。廣西國營良圻農場1978年6月安置越南難僑184戶1039人，撥出搬遷費57萬元，配備住房1530平方米，組織難僑開發種植甘蔗，興建華僑貿易公司商場等，成為較好執行此項工作的典型。
（四）安置災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三年困難時期，各省都有大批農民外出逃荒，當時被稱為“盲流”，實則是災民、難民，其中涌入新疆的數量巨大。兵團政委張仲瀚說：國家有困難，我們不分擔誰分擔。老百姓生活沒有著落，我們不能眼看著不管，要求師團安置災民。“保守估計，全兵團幾年內吸納盲流總數有三四十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子女，數量更為龐大。兵團此舉，為當時全國社會的穩定無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安置水庫移民。上世紀五、 六十年代，寧夏相繼興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庫（青銅峽水庫、長山頭水庫等），農墾系統安置了大量水庫移民。2007年7月，經自治區水庫移民領導小組審核，寧夏農墾大中型水庫移民人數為 19180人。 陜西農墾在三門峽庫區原擁有78萬畝土地，幾十年來，為支援地方經濟發展、國防建設，尤其是安置返庫移民，先后無償劃出土地近60萬畝，大批農墾“失地”職工不得不自謀出路、“轉崗就業”。 青海貴南牧場1960年兩次安置丹江口水庫移民（河南淅川縣）6395人。
（六）保一方平安。1991年夏季，強降雨持續襲擊龍江大地，造成特大洪澇災害。為保住穆棱河下游的虎林地區安全，八五七農場被選為炸壩泄洪區，主動將洪水引到建設了40年的家園，導致莊稼絕收，數千人無家可歸，直接經濟損失數千萬元，但保住了下游17萬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和300萬畝農田。1998年，松花江流域發生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為保衛國家重要建筑工程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查哈陽農場及時采取分洪導流措施，大水淹沒農場農田48.3萬畝，水毀構造物245座，沖毀房屋2056間，沖毀道路95公里、橋涵20座（處），死亡畜禽14121頭（只）。全場直接經濟損失2.7億多元。38個生產隊的1.7萬名群眾被迫撤離（徐國春等，《中國農墾》1998年第10期）。
（七）承擔援外任務。援外是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舉措，改革開放前主要以無償援助為主，農墾成為農業援外任務的排頭兵。到1984年，農墾共向亞洲和非洲的23個國家援建了國營農場和其他項目54個。其中，糧食22項、甘蔗9項、蔬菜3項、熱帶經濟作物6項、棉花1項、茶葉3項、天然橡膠制膠廠4項、養雞2項、奶牛2項、綿羊1項、房建1項。提供主要農業生產和施工動力機械2090臺，合計170419馬力，并配備了相應的配套農機具，共派遣專家5100人次（《當代中國的農墾事業》，1986年）。
五、包容兼收是農墾精神的格局體現
文化是精神的搖籃和沃土，什么樣的文化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精神。農墾文化是由多元文化融合而成，這種文化培養出開放、包容、與時俱進、積極向上的精神境界。
（一）農墾人員來自四面八方。各地農墾幾乎都是在人跡罕至的荒地上開墾建成的，沒有原居民或原居民很少，農墾人幾乎都是“新人”。1984年統計，全國農墾系統有近500萬職工，主要由以下四部分組成：復員轉業和榮譽軍人有145.4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0%；由農民轉為農場職工的有145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0%；青年職工有172.5萬人，占職工總數的34%，其中農場職工子女100多萬人；大中專畢業的知識分子、科技人員有11.3萬人，占職工總數的2.5%。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歸國華僑難僑。除職工子女外，400萬職工都來自全國各地。
（二）農墾居民來自五湖四海。由于人員來源廣泛，農場人員民族成分呈多樣性。據《黑龍江八五〇農場志》記載，2020年農場人口1.42萬人，有14個少數民族286人，占總人口的2.02%。其中：滿族157人，朝鮮族43人，蒙古族33人，回族14人，壯族11人，侗族9人，苗族6人，土家族5人，鄂倫春族2人，布依族2人，瑤族1人，鄂溫克族1人，傈僳族1人，藏族1人。據《江蘇東辛農場志》記載，2018年底，農場人口35397人，有9個少數民族，有297個姓氏。據《廣西金光農場志》記載，2020年全場總人口7647人，有11個少數民族，壯族5076人，瑤族80人，苗族8人，蒙古族2人，布依族9人，仫佬族2人，彝族2人，水族1人，土家族1人，毛南族2人，侗族4人。有173種姓氏。
（三）農墾文化多元多樣。農墾文化是由軍旅文化、革命文化、屯墾文化、知青文化、移民文化、黑土文化、紅色文化、邊疆文化等多種文化融合兼收而成的。農墾地處鄉村，但與鄉村文化有明顯的區別，有城市文化特征卻又與鄉村文化深度融合，農墾文化已成為一種鮮明且個性突出的文化形態，是我國農耕文明中一朵靚麗的奇葩。
六、創新引領是農墾精神的動力源泉
示范引領農業農村現代化是農墾的重要使命之一，要示范就必須率先垂范，要引領就必須創新、突破成規，敢為人先始終是農墾人的突出特點。
（一）引領現代農業發展。農墾始終注重農業技術的研發與應用、農機和設備改造更新、生產方式模式探索，在各個時期都有領先農村的技術、裝備、模式。近年來，農墾在農業綠色化、信息化、設施化等方面更是走在前面。農墾農業科技貢獻率、農業基本設施水平明顯高于農村，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20個百分點，糧食畝產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30個百分點，成為農業領域的領頭羊。
（二）創新融合發展模式。改革開放后，農墾率先以市場為導向，優化資源配置，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優化產品結構，增加適銷對路產品，提高經濟效益。實行農工商綜合經營，多業并舉，在增加收入的同時，有效規避市場風險。探索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新路徑，延長產業鏈，培育價值鏈，完善利益鏈。拓展利用農業多功能，以小城鎮建設為中心，推動城鄉融合發展，變農業為職業，變農工為市民，變田園為樂園。
（三）探索鄉村振興路經。改革開放以來，農墾人不懈探索，率先探索“大農場套小農場”農業雙層經營體制，正確處理統分關系，為農業規模化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率先在農業領域實行農工商綜合經營，提高農業資源利用效率和農業產業效益，促進了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率先開展綠色農產品生產，開展農產品質量追溯，為農業高質量發展探索了方向；率先實施農業“走出去”戰略，大力引進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設備興辦中外合資農業企業，大規模利用國際金融機構貸款建設重要農產品生產基地；率先用工業化理念經營農業，建設大型農業集團和企業；率先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產城結合，推進農場小城鎮建設。這些“率先”中蘊含著現代、綠色、開放、融合、一體的農業發展新理念，帶動、引領我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敢闖敢試已成為推動農墾發展的重要動力和農墾的一大優勢。
農墾精神及其實踐特征與中華民族精神、新時代精神、共產黨人精神深度同源、高度契合。農墾精神是農墾人創造的寶貴精神財富，繼承發揚農墾精神必將為再創農墾事業輝煌提供不竭的動力。
（作者單位： 中國農墾經濟發展中心）
責任編輯：農墾經濟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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