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對糧食安全問題高度重視，強調指出要“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并首次提出“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引發廣泛關注。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的講話精神，“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扛起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實行黨政同責，‘米袋子’省長要負責，書記也要負責?！?
202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提高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提高高標準農田建設標準和質量，完善灌溉設施，強化耕地保護，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防止‘非糧化’?！睘槭裁磭以谶B續多年糧食豐收的情況下還如此強調糧食安全？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糧食問題絲毫不能放松。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多個國家宣布禁止糧食出口，一度引起我國國內部分消費者的波動。不過隨后，農業農村部、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等部門就及時公開宣布，國內糧食儲備足夠一年食用。但也能從這個事件中看出糧食的重要性。
第二，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認為，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農業基礎還不穩固。規模小是制約我國糧食生產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公報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國共有農戶2.3億戶，耕地面積134921千公頃。但糧食作物的收益較低，因此確保糧食播種面積，保證糧農收益不低于種植其他作物的農戶，需要在補貼、保險、規模經營等政策上予以傾斜，而且要不斷加大政策傾斜的力度。
第三，我國對糧食的需求量仍然在上升空間內。2017年，全國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29.3%，首次下降到30%以下。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20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0.2%，一定程度上有所上升。但總體上，在全國居民收入中，只有30%左右用于食物消費，這就決定了人們對于食物的要求越來越高。從統計數據看，2013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148.7公斤糧食（原糧），2019年降到130.1公斤，但人均蔬菜及食用菌、肉類、禽類、水產品、蛋類、奶類及干鮮瓜果類消費都有所上升。其中，肉蛋奶和水產品都是從糧食轉化而來，其他產品都需要占用耕地。因此，我國居民對糧食的消費仍呈剛性增長趨勢。2020-2035年，我國人均糧食需求量大致保持在535公斤的水平上，對于我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而言，糧食問題仍然是重中之重。
第四，自2004年我國農產品貿易出現逆差以來，貿易逆差一直呈現擴大趨勢，進口糧食總量不斷增加。2004年，我國凈進口糧食2412萬噸，凈進口糧食約占年度糧食消費量的4.9%，凈進口植物油669.8萬噸；2020年，糧食進口量為14262萬噸，同比增長28.0%。2020年我國植物油凈進口量1273.2萬噸，其中小麥、玉米、大米、高粱都是凈進口。這就使得國際市場上糧食供求狀況會對我國國內糧食需求甚至糧食政策產生傳導性影響。
如何進一步構筑糧食安全網？根據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和政府工作報告的指示，要重點采取以下措施。
強化糧食省長負責制。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提升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切實扛起糧食安全政治責任，實行糧食安全黨政同責。深入實施重要農產品保障戰略，完善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和“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確保糧、棉、油、糖、肉等供給安全。這就把糧食安全上升到政治責任高度，要求各地區必須要高度重視糧食生產，切實把保障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扛在肩上、落到實處，強化了地方政府落實糧食安全指標的力度。
不斷提高中國種業競爭力。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提高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保障糧食安全的要害是種子和耕地。要加強種質資源保護利用和優良品種選育推廣，開展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也指出，農業現代化，種子是關鍵?？傮w上看，我國主要農作物和畜禽品種具備核心競爭力且種源可控，如果出現極端斷供情況，總體上也不會出現“卡脖子”現象。但依然存在很多問題，突出表現在：一部分農作物、畜禽和水產品種依賴國外，一些本土品種急需“搶救性”保護；一些育種體制機制存在問題，科研機構和育種企業銜接不夠。因此，要加快種業科研體制和投入機制改革，加強國家農業科技創新聯盟建設。加快本土種子企業的發展，不斷提高中國種業的競爭力，提升中國種業在世界種業的話語權，同時打牢種業發展基礎。在耕地問題上要按照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防止耕地“非糧化”穩定糧食生產的意見》和《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堅決制止耕地“非農化”行為的通知》的要求，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和防止耕地“非糧化”。同時按照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十四五”時期各?。ㄗ灾螀^、直轄市）要穩定糧食播種面積、提高單產水平。加強糧食生產功能區和重要農產品生產保護區建設。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
穩定種糧農民補貼。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穩定種糧農民補貼，讓種糧有合理收益。未來仍要堅持并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政策，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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