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中國農墾》采訪組對第十三屆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原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進行了獨家專訪。
在3個多小時時間里，作為農墾系統的老知青、老前輩，也作為我國“三農”領域的資深領導和權威，陳錫文回憶了在黑龍江農墾的十年知青歲月，結合工作生活經歷暢談糧食安全、農業現代化、國有農場改革發展，并為新時代農墾系統更好地找準定位、明確方向把脈支招。
青春歲月的農墾烙印
《中國農墾》：您18歲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把人生中最美好、最閃亮的青春歲月獻給了北大荒、留在了黑土地。請您談談下鄉的這段經歷。
陳錫文：到農場經受教育和鍛煉，對我來說是非常難忘和終身受益的事。
我1950年出生于上海，16歲初中畢業前夕，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校停了課，后來趕上大串聯，吃住和交通都免費，我和同學們最遠去了海南島，1967年春節還是在那兒過的。后來大串聯結束，我們成天待著實在沒意思。
1968年8月，學校來通知，黑龍江成立了生產建設兵團，想去的可以自愿報名。那時不清楚具體情況，只知道名頭挺大——中國人民解放軍沈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當時已經18歲了，本著找份工作自己養活自己的想法報了名。
奔赴北大荒的情景還歷歷在目。9月10日，我們從上海乘火車出發，每人領到一套軍裝、一頂帽子、一條棉被。13日凌晨，天剛亮時，火車到達北安，五大連池農場的卡車來車站接我們。
到農場后，宣布了分配方案，吃過晚飯，卡車送我們去各自的連隊。五大連池如今是自然保護區、風景區，但那特殊的地形地貌卻把初來乍到的知青們嚇得不輕。天已經黑了，一過二泡子和三泡子中間的小橋，眼前出現了奇觀——一眼望過去全是似乎還在流動的石頭巨龍，每條石頭有兩米多寬，中間帶著一道一道波浪紋，蜿蜒分布如群龍奔騰。后來我才知道，那就是五大連池特有的“石龍”，是歷史上火山爆發噴出的巖漿一邊往下流一邊凝固形成的。車拉我們在“石龍”頂上行走，面對這從來沒有見過的地貌，大家都嚇壞了。
初到農場時，我被分到五大連池水泥廠。當時的水泥廠設備很簡陋，條件很艱苦，基本靠肩挑人扛。生產水泥的原料來自“石龍”，需要先把“石龍”頂上風化的石頭炸掉，再把大塊的石頭放進顎式粉碎機，粉碎成核桃那么大的石塊，交給車間作進一步加工。
我就是在車間這個排。我們把粉碎的石頭兌上21%生石灰、4%石膏，人工用鐵鍬拌勻，再挑到球磨機頂上。球磨機有三個倉，里面排布著由大到小三種規格的鋼球、鋼柱。女知青們負責用小鍬往機器里撥料。粗糙的原料經過機器的層層研磨變得細膩起來，最后流出來的就是水泥。我們用鐵鍬把水泥鏟到旁邊的小倉庫里，等小倉庫滿了，再用小推車推到大倉庫里。車間沒有任何除塵設施，作業過程全是暴露的，我每天一下班擤鼻子，準能擠出兩個黃豆粒那么大的水泥球。
我那時雖然被分在工業連隊，但是其實農活也一樣照干。農忙季節一來，團部一聲令下，我們就停下手頭的工作，全部趕到農業連隊干活。黑龍江經常是雨熱同季，麥收的時節經常趕上雨多，機械進不了地，就得靠人下地搶收。
當時種不了水稻，想吃點米是最難的。五大連池農場有水，我們還不服氣，有水為什么不能種？決定試一把。因為緯度高，農場的無霜期只有110天，國慶前準下雪，過了五一冰封的池水才能消融。為了搶農時，我們自己修水壩，提前蓄水，抽上來的水都帶著冰碴。我們去插秧，腿上被劃滿了血道子。凍得要死，就拿小鋁壺灌點酒放在田埂上，從這頭插到那頭，再插回來，人就已經哆哆嗦嗦了，喝口酒再接著插。結果種了兩年都不行，種出來稻谷是癟的，沒有米粒，后來才知道是品種問題。可誰能想到，黑龍江現在竟然成了全國最大的粳稻生產基地。在我們國家重要農產品的保障和農業技術引領方面，農墾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農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件，您也是親歷者和見證者。在當時的您看來，去兵團和去農村有什么區別？兵團生活給您帶來了什么？
陳錫文：在農場的生活雖然艱苦，但對于我來說卻是一個足夠幸運的選擇。我也去附近的農村生產隊看過，在兵團下鄉和在農村插隊大不一樣。
第一，兵團和農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不一樣。地方農村都是自然村莊，它隨著人口繁衍增長而自然發展。兵團以前都是荒地，派幾支隊伍過去，墾荒、蓋房子、種地，逐步發展起來，形成以連隊為單位的小社會。
第二，人員構成不一樣。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句話，在兵團是不怎么講的。因為在兵團分不清楚誰是貧下中農、誰不是貧下中農，既然到了兵團，就是屯墾戍邊，按軍隊管理，強調遵守紀律、服從領導。即使是在文革時期，我們批斗、清理階級隊伍也搞得不多，這也是農墾突出屯墾戍邊首要任務這一光榮傳統的體現。
第三，對下鄉知青來說，兵團的氛圍和保障更好。在農村插隊，知青自己掙多少，才能分多少糧、拿多少錢，壓力比較大。而兵團在當時是鐵飯碗，我們一去就按國營農場職工對待，算一級農工，每個月有32元工資，還有42斤糧食定量。
在農場跟工廠不一樣，沒有固定的休息日，總得下地干活。那時，32元的月工資是按國家法定工作日每月25天半計算的，多出工就多計酬，如果30天都出工就能賺37元多，是一筆不小的收入。而且我們從第三年開始就有帶薪探親假，每年一次，報銷路費，看病也不用花錢。足見國家對我們去兵團的這些人在生活上是有保障的。
第四，兵團的組織性、紀律性更強，人們的全局觀念、政治意識更強。尤其是現役軍人一來，更加明確一條，地要種好，生產要搞好。連隊很少讓我們閑著，要么干活，要么學習，總得有些活動，真學真干，很鍛煉人。我們守紀律的觀念、對時事政治的關心也就培養起來了。
《中國農墾》：您在北大荒的工作生活中有哪些感觸至深的人和事？
陳錫文：當時五大連池農場的人員構成大概是四撥人。一是轉業軍人。五大連池最早的轉業軍人是抗美援朝回來的。后來還有一批轉業軍人我們稱為“663”，是1966年3月從沈陽軍區各個部隊轉業到農場的。二是大學畢業分配來的，因為是國營農場，分來不少學農的大學畢業生擔任技術人員。三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受影響來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的人。四是老職工。
老職工這個群體讓我印象深刻。說是老職工，實際上年齡整體上也不比我們大多少，這些人大多是三年困難時期從山東、河北等地自發過來的，也有人管他們叫“盲流子”。農場正缺人，來了就先當臨時工干活，然后慢慢向農場局申請指標，給了招工指標就轉成正式職工。老職工們轉正后通常會回老家成家，再把家屬接過來，這就算在農場安家了。老職工是當時五大連池農場的主力，轉業官兵和知青剛到農場時都不會種地，干農活都是由老職工來教的。
我們知青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不知道老職工們的艱難。直到后來我當了出納，負責發工資，才意識到，老職工們到了發工資的日子，家家戶戶都等著領工資，給一家人買糧、買必需品。所以有時得知誰生病來不了，我就趕緊把工資給送到家里去。這樣慢慢地，我跟老職工接觸得多起來了。
農場給老職工都蓋了磚瓦房，但他們還是窮得一塌糊涂。進到老職工家里，家徒四壁，除了炕上有兩個炕柜，有的地下連張桌子都沒有。老職工家里大多數有兩三個孩子，老婆留在家里帶孩子，老職工每月掙的三十多塊錢要養活四五口人，確實難。當時也有補貼政策，規定家庭人均生活費每月達不到6元的可以補足6元。但假如家里有5口人，算下來也超過了標準，基本拿不到補貼。
那時我就在想，大家干活都很辛苦，為什么農場最后還是經常虧損？老職工家里為什么還是那么窮？我琢磨出來，是因為就業太不充分了，老職工全家只有一個人有工作，家屬是沒有工作的。我查過資料，兵團組建前，職工人均大概五十三四畝土地，等到接收了知識青年，職工人均降到二十七八畝土地，差不多要減掉一半。在那個年代，為了養活我們這些城里來的知青，兵團其實是付出了降低勞動生產率、降低經濟效益的代價。
北大荒、黑土地是我從事農業的起點
《中國農墾》：您28歲時從北大荒考上中國人民大學，其中有怎樣的機緣？
陳錫文：北大荒有很寬容的胸懷。它出于留住人才的角度，不希望這批知青走，但出于愛惜人才的角度，又為這批人提供了寬容的環境。
我到兵團先是在工業連隊，后來當了一段時間文書兼出納，然后調到團里，再調到師里。1977年，我被推薦到柳河五七干校學習，沒想到，到學校當天晚上就在廣播里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我趕緊回農場報名。結果黑龍江當年出了一條政策，要求沒有上過高中的人，年齡要在25歲以下才有資格參加考試。那年我已經27歲了，沒能報上名。
到1978年，我所在的師部宣傳處8個人中有3個報名參加了高考。考試前正好趕上夏季大忙，機關大部分人員都下到了農場工作隊，我和副處長被安排留在單位接電話、編發進度簡報，整天有接不完的電話，根本沒時間復習。
正在一籌莫展時，政治部主任來通知說，黨委研究了，把下工作隊的人調回來，給所有要考試的人都放假，讓我們好好復習。第二天到食堂，食堂管理員告訴我們，領導要求給參加考試的人每人每天早晨加一杯牛奶、一個雞蛋，增加營養。直到后來考完試，收到錄取通知書，農場又給每人批了些木材，讓我們打箱子，方便我們運送行李。這一切都讓我倍感溫暖。
我記得當時的領導說，“農墾能為國家輸送人才，我們自己也很自豪。”
按照國家規定，我們上學期間是連續計算工齡。大學畢業前夕，學校給農墾發函，詢問是否同意把這個人納入國家統一分配，農墾馬上回函表示同意。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說也是很大的支持，分配途徑就寬得多了。
農墾對我們這批人的培養起了很大作用。中國人民大學在北京市海淀區，我后來了解到，區里很多街道的負責人和一些公司的負責人都是從我們團回來的。我們團二連的一個副連長后來當了海淀區的副區長、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有的盡管后來在基層，但都很優秀。我上大學期間，周末會到街上買點日用品，在商店經常遇到從我們團回來當營業員的知青，看見我就說，那不是陳錫文嗎。
《中國農墾》：您曾經說過，“北大荒、黑土地，那既是我從事農業這個職業的起點，也是我關注農村經濟問題的起點”，這個“起點”帶給您什么影響？
陳錫文：農墾把亙古荒原開發出來，提供糧食，給國家做了很大貢獻。初到農墾時，我也沒有全國形勢的概念，只知道關注農場的水泥、糧食有沒有增產。時間長了，我才慢慢了解到農墾在保障糧食供應方面的作用。農墾的政治氛圍比較濃，組織性、紀律性強，講責任擔當，給我們這批人留下很深的烙印。有的地方受災，國家直接從農墾調糧過去支援。我記得當時有一封從貴州發來的感謝電報，大意是貴州受災糧食減產，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運去的玉米面解決了煤礦工人的吃飯問題。
有一次，我到兵團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參加學習班，那次的班規格挺高，每天都有豬尾巴吃，但卻從來沒有其他部位的肉，我們都很疑惑。兵團政治部組織我們參觀兵團下屬的佳木斯肉聯廠，聽了介紹才知道，豬肉要納入國家計劃，要調走用于出口，只有豬尾巴可以留下給我們自己吃。從這個小細節也能感受到農墾的大局意識。
曾擔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副書記、司令員的華士飛是我同一個中學的學長。1964年，他還在讀高二的時候就去了新疆兵團，兵團從那時起就給我留下印象。中學時，我看過電影《老兵新傳》《北大荒人》，下鄉后才知道，《老兵新傳》講的就是我們兵團第一師趙光農場的事，共和國第一位女拖拉機手梁軍就出自趙光農場，這讓我倍感自豪。
我在農墾10年，除去后來擔任文書、出納和調到團里、師里的時間，真正參加勞動干活的時間有三四年，工業也干了，農業也干了，有了一些親身的認識和體會。后來我參加高考報志愿，之所以選擇農業經濟專業也和在農場的經歷有關。
2023年8月，中央通知我退休，11月1日起享受退休待遇。經辦手續的同志還年輕，他看到我的工作年限有55年，感到很驚訝。我向他解釋，當時國家有文件，我從農墾出來是帶工資上學，連續計算工齡。我下鄉的10年和上大學的4年，每個月工資都是黑龍江農墾給我發的，前前后后，我在農墾領了14年工資。
時代的大潮來了，個人只能匯入潮流之中，但只要不是一味地怨天怨地，就總能有所收獲。在北大荒、黑土地的十年，不僅鍛煉了意志，增進了認識，還指引著我走向長期從事農業、關注農村經濟問題的這條路。
農墾對國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中國農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農墾，提出農墾要“建設現代農業大基地、大企業、大產業，努力形成農業領域的航母”。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農墾改革發展的意見》。對農墾的意義和作用您怎么看？
陳錫文：中央農墾改革文件已經指明了農墾的特殊地位、重要作用和改革方向，明確了農墾在新形勢下的歷史使命，要把農墾建設成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國家隊、中國特色新型農業現代化的示范區、農業對外合作的排頭兵、安邊固疆的穩定器。
農墾對國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我認為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重要農產品保障方面。農墾有1.06億畝耕地面積，按國土部2022年底公布的全國耕地總面積19.14億畝計算，農墾占比超過5%，相當于一個農業大省。尤其是在糧食、棉花、天然橡膠等重要農產品保障方面，農墾起的作用非常大。
二是現代農業示范引領方面。中國發展現代農業，需要有人來引領。國有農場在農機、農技、農藝等方面一直走在前列，起著引領帶頭作用。先進墾區的農業機械化水平、現代化水平可以比肩新大陸的農業強國。
我記得有一年，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等人去黑龍江農墾看了萬畝大地號。過后聊天時他對我說，大地塊在美國也不算稀罕，但是大地塊的水稻田就太不容易了，種水稻需要把地搞得很平才行，他問農戶，你們是用什么辦法平整土地的？農戶跟他講，用的激光平地儀。他非常感嘆，因為在美國，激光平地儀是修飛機場時才用到的。可見，國有農場技術應用水平之先進。
2010年，我回了一趟五大連池農場，后來又乘車從黑河一路開到撫遠，感受最深的就是，哪兒的路修得好、莊稼長得整齊，那兒大概率就是農場了。我當時就感嘆，農墾要跟地方多交流，在農機、農技、農藝方面帶動一把，幫助地方增產20%應該沒問題。
《中國農墾》：推進農業現代化，我們國家與其他國家有什么不同？
陳錫文：農業經濟學認為全球范圍內有兩類農業。
第一類叫傳統國家農業，包括亞洲、中東、西歐等地，它的特點是農業較早開始發育。農業一旦發展起來，過去僅依靠漁獵和采集的不穩定生活就結束了。人們定居下來，生產發展，生活安定，人口增長速度就快。人口繁衍的歷史長，人口就多。所以傳統國家農業的基本特點就是人多地少。
第二類叫新大陸國家農業，包括南北美洲、澳洲等地，主要是歐洲大批移民，驅逐殺戮土著居民，從而侵占土地。所以這些國家有條件搞大規模的農業。有些人認為這些國家的農業才是現代化農業，但我們不具備新大陸國家發展農業的條件，不能忘了自身的國情盲目去學。
歐洲國家從17世紀開始，不斷向新大陸國家移民，歐洲的人口基數就減少，再加上工業化、城鎮化較早，農民進城也比較早，所以歐洲農業也具有一定規模。
我們國家沒有實行過對外大規模移民，工業化又相對滯后，只能從現在開始，慢慢地堅持，不斷地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逐步轉移農業人口。但即便如此，我們可能永遠也達不到新大陸國家農業的那種規模。“人均一畝三分地，戶均不過十畝田”是我國的基本情況，我們沒有條件對別人的東西照搬照學。
我去看過南北美洲澳洲等生產糧食和大豆的農場，規模基本在2000-4000英畝，按1英畝≈6畝計算，一戶的種植規模在1.2萬-2.4萬畝。我有一次去了阿根廷一戶農民家里，他家種了4000英畝地，換算過來就是2.4萬畝。我跟他講，你一個人種了我們半個鄉的地，我們中國一個鄉大概有四五萬人，只有五六萬畝地。他聽了感嘆得不得了，說，你們中國的農民太了不起了，種這么點地，要養活自己，還要養活城里人。
農業規模經營中社會化服務的效益最好
《中國農墾》：基于我們國家的基本情況，您認為推進農業現代化的突破口在哪里？農墾在其中能發揮怎樣的作用？
陳錫文：中央的政策非常明確，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能變，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從兩權分置到三權分置，土地經營權可以流動、集中，發展適度規模經營。但我們發現，土地流轉面積達到5.5億畝后，近3-4年基本沒再增長。一方面，外部經濟形勢變化，使有些農民覺得土地經營權在自己手里更加牢靠；另一方面，地租越來越高，超過了經營者可接受的范圍。
而與此同時，農業技術的現代化步伐并沒有停下來，仍然走得很快。原因就是除了土地流轉這種規模經營之外，農業社會化服務正在蓬勃發展。農業農村部有關調查也顯示，幾種經營方式中，社會化服務的效益最好。自家地自家種，要么不買機器，要么買了折舊不起，所以效益不好。流轉別人的土地進行規模經營，效益可能會好，但地租就得拿走一大塊。而通過農業社會化服務，農戶既不用買機器，也不用付地租，只需要購買現代化農機裝備的服務，提高了生產效率，降低了成本，收益也提高了。
農業社會化服務解決了耕地經營規模和機械作業規模不匹配的問題。真正的機械化作業至少得有三五千畝的規模，在我國農村承包地細碎化的現實情況下，僅靠流轉實現規模經營難度很大，社會化服務的作用就顯現出來了。農業社會化服務的對象并不局限于小農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適度規模經營的主體同樣需要農業社會化服務。
關于誰來承擔規模經營之責，其實早有過討論。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兩個轉變”的概念，即“家庭經營要向采用先進科技和生產手段的方向轉變，增加技術、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著力提高集約化水平；統一經營要向發展農戶聯合與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形式經營服務體系的方向轉變”。當時在文件征求意見階段，曾有人就提出，統一經營應該由集體經濟組織來進行。集體經濟組織能“統”當然更好，但事實是，統一經營需要具備一定的實力、規模，多數集體經濟組織現階段還難以勝任。
而要借助社會力量，就有個整合和規劃的問題。農機更新應該有條件，一定地域范圍內配置多少動力，要做到心中有數。應該認真研究規劃，做好生產力布局，包括做好農業社會化服務裝備的區域布局。可以參考美國、日本“配額制”的做法，避免出現農業機械過剩和無序競爭。
農墾在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上具有天然優勢，值得好好研究。農墾富余的機械力量可以為周邊農村提供服務，國有農場在農機、農技、農藝等方面的經驗往地方、農村擴散傳播，意義非常大。國有農場的作用如果發揮出來，會是農業技術推廣領域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除了在農業技術裝備上，農墾還要在農產品加工和市場營銷上發揮優勢、作用，讓周邊的農民更多地享受到農墾的服務，把農民融進現代化大農業中來。
《中國農墾》：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2023年以來，農業農村部啟動實施了農墾糧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和“農墾社會化服務+地方”行動，農墾致力于“種好自己的地，幫農民種好地”。請您談談我國糧食安全面臨的形勢，以及農墾在全方位夯實糧食安全根基中怎樣更好地發揮作用。
陳錫文：我們國家高度重視糧食安全。但現在認識上有不同的聲音，在口糧肯定夠的情況下這么強調糧食安全，是不是有點杞人憂天？
老祖宗講的“民以食為天”、“洪范八政，食為政首”，用的都是“食”的概念，“食”包括所有吃的東西，不光是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樹立大食物觀，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掌握人民群眾食物結構變化趨勢，在確保糧食供給的同時，保障肉類、蔬菜、水果、水產品等各類食物有效供給，缺了哪樣也不行。”中國是一個人均農業資源匱乏的國家，真正要實現自立自強，至少有一條，飯碗得自己保。我們現在口糧是夠了，但油不夠、糖不夠、肉不夠、奶不夠，這是明擺的事實。我們每年還需要進口1.5億噸糧食（含大豆），主要用于油和飼料，這兩塊的缺口比較大。所以，我國的糧食安全仍然面臨著嚴峻的形勢。
而從國際市場上來看，不是“夠不夠吃”的問題，“吃誰的”才是基本問題。新大陸國家大宗農產品的生產有極強的競爭力，傳統國家再努力都競爭不過。新大陸國家要求你開放市場，要把它的農產品賣給你，而傳統國家又必須守住，保護自己的農業。由此引發了關于農業補貼政策、市場開放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博弈。這種矛盾雖然不像地緣政治矛盾那么尖銳，但卻是一個長期過程。
新時代，為了更好應對風險挑戰，農墾還有很多責任要去承擔，在種植結構調整、重大技術推廣、糧食單產提升等方面，要拿出國家隊的擔當和執行力。
這幾年我們一直在擴種大豆，但增產的大豆賣不出去，是什么原因？大豆有兩類用途，一是食用大豆，拿來磨豆漿、做豆腐、釀醬油；二是油用大豆，解決食用植物油問題。我們的食用大豆過去已經實現產需平衡，如果擴種的是食用大豆而不是高油大豆，就會導致“賣難”。中央要求擴種大豆，主要是為了增加食用植物油的自給，那就需要有針對性地種高油大豆，不能隨便種。老百姓很難弄清楚哪個是高油大豆、哪個是高蛋白大豆，但農墾不一樣，把這個任務交給國有農場去做，馬上就能到位。
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技術，有的地方推廣得很好，玉米沒減產，還多收了200斤大豆，老百姓也愿意。但在很多地方推開比較困難，其中有3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豆種，在高桿玉米下種的大豆，必須是強耐陰、抗倒伏的品種。二是除草劑，大豆和玉米的除草劑是不一樣的。也有的地方農機修造廠嘗試把兩個噴頭之間隔塊塑料板，也算實現了互不干擾。三是收割，要解決如何對一塊田里的兩種作物進行機械化收割的問題。這種重大技術推廣任務，要由農墾這樣的“國家隊”來承擔，一聲號令下去，立刻行動起來，而且能推動解決很多實踐中遇到的難題。
當前，農墾正在實施的主要作物大面積單產提升行動和“農墾社會化服務+地方”行動，都非常契合農墾實際，農墾要立足國家隊、示范區定位，走在前頭。
農墾改革發展的難點堵點
《中國農墾》：從2004年到2024年，21個中央一號文件中有15個提到“農墾”，涉及農墾管理體制改革、辦社會職能改革、國有農用地使用權管理，及社會保障、政策覆蓋、發揮示范帶動作用等諸多方面，其中絕大多數側重農墾改革的主題。經過多年改革發展，農墾內生動力、發展活力、整體實力進一步增強。您既熟悉政策頂層設計、又了解農墾情況，請您談談當前農墾改革發展中還有哪些難點、堵點？
陳錫文：據我了解，目前認真研究農墾問題的部門和人員并不是很多，因為它在整個國家的農業里頭畢竟不是大頭。
前些年，曾經有人提出想借用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的路子對國有農場實行改革，當時我就提出，大概率搞不成。因為國有農場最主要的資產是土地，可土地的價值怎么算？算高了誰能拿出這么多錢，算低了、不算了那就是占國家的便宜。后來，農場企業化、公司化改革的重點就轉到了農場內部的治理結構上，農場可以去創辦各種各樣的企業，這些企業可以拿出來搞股份制、混合所有制。
全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起來了，農場職工怎么辦？這就涉及到農場辦社會的問題。我一直不贊成一刀切地剝離農場辦社會職能。例如一些位于邊疆的大型農場，離縣城很遠，社會職能總是需要有人來承擔，無非就是人員歸屬和經費來源的問題。針對這種情況，我主張人員、管理還是歸屬于農場，但是賬要算清楚，財政應該給的經費按標準配備過來。我去一些移交了辦社會職能的地方調查過，普遍反映還不如農場自己辦。還有一個問題是人才流失。歷史上，學校和醫院歸農場，人員也歸農場管，現在職能歸了縣里，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也都想往縣城里去。下一步怎么改還需要進行有針對性地考慮，剝離辦社會職能，不是說所有農場都不行，但也不是所有農場都行。
中央農墾改革文件要求做好規劃銜接，將農墾全面納入國家強農惠農富農和改善民生政策覆蓋范圍，但有些地方總認為農墾不歸他管，在項目申報、政策支持上，農墾也納不到他的盤子里去，這是現實存在的問題。從農墾的角度，我認為時至今日，農場的干部要有顆平常心，不以過去的行政級別論高下，而要服從地方黨委的領導，主動融合，主動爭取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既是為農墾產業發展爭取政策，也是為了更好推進墾區、農場的鄉村振興。
有一年我重回五大連池農場，負責導游的姑娘正好是我下鄉時農場水泥廠同事的孩子。我問起家里的生活工作情況，她說現在挺好的，旅游季節全家就都回來了，帶著游客旅游，收入不錯，旅游季節一過，就出去打工了。我問，農場原來的連隊呢？她說都撤掉了，她家不以種地為生，也沒有地。從中能看出農場的社會變遷。
農場面臨的困境與農村是一樣的，農業現代化水平越來越高，在較高的勞動生產率之下，農業用人越來越少是大勢所趨。但同時，農墾人在墾區安家立業，人口逐步繁衍、增長，將來的人是留在農場，還是逐步轉移到城鎮去？墾區能否提供足夠的非農就業機會？在這個問題上，農墾要與國家大的規劃去接口，逐步推進墾區城鎮化、工業化。
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農場既然是企業就得有職工，而改革至今，到底什么人算農場職工？農場內部的體制改革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解決。一直以來，農民和農場職工經常在互相比較，農場職工羨慕農民家家戶戶都有地，農民羨慕農場職工有勞保、退休金，這兩邊都要進一步地去改革。
農墾、國有農場的很多東西應該很認真、深刻地再去總結。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甚至更早，第一批拓荒者去往沒有人煙的亙古荒原，開荒創業，建設家園，建起一個個國營農場，開創了農墾事業。我們這一批算是農墾的“中人”，算是守成的一代。到現在，農墾面臨新的環境，需要新一代農墾人發揮創業創新精神，努力讓農墾事業煥發青春、再度輝煌。
（采訪組成員：陳忠毅 武新宇 成德波 王盼盼 李升鵬；執筆人：王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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