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墾建設一方面承襲傳統中國邊疆治理思路，兼具邊疆開發與邊防穩固之雙重功能，另一方面又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所拓展，形成了建立在現代國家基礎上全面治理理念，即所謂“三個隊”——戰斗隊、工作隊與生產隊。本文通過對云南農墾“三個隊”建設近70年的回顧，一方面探討現代中國如何在西南邊疆農墾系統建立中塑造國家意志、體制與認同，另一方面通過農墾建設推動邊疆融入與現代化發展。并指出，“三個隊”是當代中國具有明顯區域主義色彩的治理嘗試，展現了邊疆治理從穩定到發展的轉換。作為邊疆治理的內生動力，在新時期依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三個隊;邊疆治理;云南農墾
作者簡介：歐陽潔，女，白族，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民族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邊疆社會治理。
農墾，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依照計劃經濟原則創辦的新的農業生產組織，又是應對國內外復雜局勢、穩定邊疆需要下社會形態比較完整的特殊政治組織，同時，也是現代中國邊疆治理中的一項重要舉措。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人便著手農墾建設并提出其肩負的“三個隊”的任務，這不僅是對歷代王朝傳統屯墾的發展，更形成了現代國家具有特色的邊疆治理模式。在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以云南農墾的建設發展歷程，對“三個隊”邊疆治理經驗的回顧具有重要意義。
一、“三個隊”的邊疆治理理念的提出
我國歷來重視邊疆治理。自秦漢開始，邊疆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移民戍邊，即通過從內地向邊疆移民，興邊屯田，扶植農桑，以發展經濟來加強邊疆地區的建設和鞏固邊防。作為中國歷代王朝國家邊疆 治理的傳統策略，移民實邊政策的實施帶動了邊疆地區全面發展，逐漸縮小和內地經濟上的差距，增強了邊疆少數民族與主體民族間的融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這對中國的邊疆治理具有革命性意義。 尤其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不僅是新的邊疆概念和邊疆治理方式的形成時期，也是我國邊疆治理最富成效的時期 。
回顧這一時期的邊疆治理，學界研究的主要聚焦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識別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等涉及邊疆的重要事件 ，相比之下，這一時期國家的一項重要舉措——農墾系統的建立，對邊疆治理所發揮的作用，雖得到肯定，但還尚未引起重視。
農墾系統作為長期、廣泛存在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特殊組織，由于歷史原因所形成的相對封閉性，學術界對其關注一直較少。 早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系統內部主導的基礎性的文件匯編、史志資料和回憶錄搜集整理；或是宏觀層面對農墾發展歷程和成就的著述。近年來，基于實地調研和學科理論為指導的學術研究開始新起，形成關注于現實的改革轉型和探討體制得失的歷史進程的兩條研究路徑。絕大部分研究都肯定了農墾在現代國家建設和邊疆治理中發揮的作用，指出：農墾將為完成軍事任務而駐扎在邊疆的軍隊成建制地在當地轉業，實行軍墾，在加強邊防的同時也增強了國家對這些地區的干預能力；與此同時，從內地向邊疆移民，在現代國家計劃下有組織地進行墾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和地方社會文化，促進了邊疆開發 。尤其是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研究，將其視作一種特殊的政權組織形式，既是推動邊疆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又肩負著守疆衛國之職責。 其中，魏英杰通過對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和發展歷程的粗線條勾勒，進一步指出其在當代邊疆治理中的意義:與中國古代的屯田制度是為了配合中央政府的軍事行動、并對當地政權加以威懾不同，新中國后的兵團職能遠遠超出了軍事的范疇，實現了對新疆實行更加有效的全面治理。 事實上，這種全面治理，更具體、明確地說也就是本文所討論的“三個隊”的邊疆治理理念，即“要發揮既是生產隊，又是工作隊、戰斗隊的作用。” 所謂戰斗隊，就是保衛祖國統一，維護社會穩定，這是治理的首要任務；所謂生產隊，就是要搞好邊疆生產建設，大力發展農墾經濟，這是邊疆治理的重要保證；而所謂工作隊，即要做群眾思想工作，團結各族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辦好事。
早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明確了工農紅軍要執行的“三大任務”:即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以解決紅軍和根據地人民政府的費用，以及群眾宣傳工作，這也是戰斗隊、工作隊、生產隊的基本思想的雛形。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以南泥灣為代表的軍民大生產運動迅速發展，軍隊作為生產隊的作用開始凸顯。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參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不但會打仗，會做群眾工作，又會生產，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就會是孟夫子說過的，就會無敵于天下。” 以此拉開了現代中國屯墾的序幕，并形成了“三個隊”的新屯墾理念。
1949年12月，毛澤東簽發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該指示提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擔負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建設。” 作為新中國啟動農墾(尤其是軍墾)事業的最初號令，關于新中國農墾肩負“三個隊”任務的思想再一次完整而精辟地表達了出來。
在農墾建立發展的近70年歷程中，“三個隊”的表述不僅不斷的出現在各級農墾的政策文件中，也進入了學者關注的視野。張振華、鄭坤亮將“三個隊”視作毛澤東屯墾思想的核心，指出這一思想的形成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其中“有兩個隊的原型是來自古代的屯兵和墾田，即我們所說的屯兵以執行戰斗隊的任務，墾田以執行生產隊任務的形式。但毛澤東屯墾思想與古代屯墾思想的根本區別在于:把工作隊和生產隊、戰斗隊并列為人民軍隊的三大任務。” 而本文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三個隊”不僅是毛澤東等第一代領導人屯墾思想的核心，更是一種建立在現代國家基礎上邊疆治理的理念。與傳統王朝國家屯墾戍邊的目的在于邊疆穩定不同，它是一套更加積極的全面治理體系，其目的在于邊疆發展建設與現代國家整合。其不只是在古代屯墾思想中添加了“工作隊”的任務，戰斗隊、生產隊、工作隊本就是一個互相促進和發展，密不可分的治理體系，而且，在農墾建設不同歷史時期和面對現代中國邊疆形勢的不斷變化，其也不斷發展完善，被賦予越來越豐富的時代涵義和治理角色。
云南地處西南邊疆多民族地區的區域特點和戰略區位，使得對云南農墾的研究具有特殊意義。本文正是在上述基礎上，以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建立的云南農墾為研究對象，通過史志、回憶錄等檔案資料和人類學田野調查、口述資料的結合，對云南農墾“三個隊”建設的回顧和展望，來窺探現代中國如何在西南邊地農墾系統建立中塑造國家意志、體制與認同，進而通過農墾的建立實現國家權力的深入，邊疆融入與現代化發展。
二、云南農墾的建立與“三個隊”治理模式的回顧
云南的墾殖事業歷史悠久，溯源深遠。從公元前2世紀末，為開西南夷道，伴隨羈縻政策，漢武帝在滇東北和滇池地區移民屯田興修水利。三國時期，蜀漢王朝在云南歲課農桑，發展生產，在今曲靖地區大興屯田，使之成為云南當時的經濟文化中心。進入元代，在云南的軍民屯田已遍及云南整個靠內地區，王朝政權大規模組織軍隊和民眾實施屯田，據《元史》的《地理志》《兵志》記載，軍屯和民屯在今昆明、曲靖、楚雄、紅河、大理、保山地區分別為4.52萬畝和22.62萬畝。元代以后，云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兵自為食”的衛所屯田制度。衛所既是戍邊防御的軍事組織，又是生產單位。據《云南通志?兵食志》記載:全省軍屯田土有1320632畝(包括職田、屯田)，相當于當時全省耕地面積的42%。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民屯，一類以招募流民或罪徒者為主；一類則是商屯。人口主要來自蘇、贛、湘、鄂、川等省和充軍犯人及 家屬。至明代，屯墾制度不僅遍布云南腹地，還遠及西雙版納、德宏等偏遠地區。云南地廣人稀，實施屯墾后，近百萬內地軍民進入云南，帶來當時較為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為云南經濟發展帶來很大活力。同時也逐漸形成了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為開發和鞏固西南邊疆產生了深遠影響。
然而，云南農墾的建立并非是傳統墾殖的延續，提供天然橡膠，滿足新興的現代國家建設的迫切需要，這才是其建立最為直接的原因，也是當時一項重要的國家軍事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作為重要的生產生活物資，橡膠主要依賴進口。隨著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令，為了打破封鎖，保證國防及工業建設，中國政府和人民開始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發展橡膠事業。隨著1951年，廣東農墾及海南墾殖分局成立，種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一批橡膠。 在國家大力支持下，1951年9月云南省農林廳林業局便成立了林墾處 ，1952年底，中共中央政務院決定正式開辟云南植膠區， 次年2月，云南省發展橡膠種植的主管機構——云南省墾殖局成立了，直屬中央人民政府林業部，下設蒙自、保山兩個墾殖分局，在普洱設分局籌備處，以及河口、勐臘墾殖所，并籌建了13個林場。1957年3月，農墾部長王震到云南視察后，將省熱作局改為省農墾局，實行農墾部和省委雙重領導，原墾殖場改為國營農場。同年又新建國營農場5個，接管軍墾農場和地方農場13個。
在云南農墾建設過程中，“三個隊”的治理任務貫穿始終。隨著農墾多重地方治理功能的實現，新興國家權力不斷向西南邊疆延伸和滲透，開啟了現代國家對邊疆整合和建設的歷程。
(一)穩邊固疆:作為“戰斗隊”的云南農墾
在歷史上的云南邊疆地區，王朝政權的統治尚未深入，多是以中心對邊緣的影響和采取間接控制的策略。建國之初，對于剛剛實現了國家主權獨立和民族解放中央政權來說，很難依靠行政垂直領導，完全實現國家力量深入云南的省、市、縣三級政權。而以一套軍事化管理運作基礎建立起來的農墾系統，作為輔助和補充，使得新興政權在國情復雜、國力有限的基礎上一定程度上實現對邊疆地區的直接控制。
在1950年代的云南邊疆，各種勢力都在對新政權進行挑戰，除了國民黨軍隊殘部盤踞在滇緬邊境一線，加上境外敵對勢力、土匪時常入境騷擾破壞，挑撥地方民族關系，制造事端，進行策反活動，使得邊疆局勢復雜，斗爭激烈。因為以橡膠種植為主，絕大多數農場都出于亞熱帶適合橡膠生產的邊疆地區，云南農墾所屬的39個農場中有20個位于國境線上 ，且大部分農場又處于對外交往的交通要道上，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盡管云南農墾建立的初衷是解決我國橡膠生產的問題，但事實上，在1980年代以前云南農墾一直是作為中央政權穩定邊疆及輔助國家軍事控制力而存在的。
這突出表現在云南農墾的機構和任職設置上都更加強調了軍事化運作。云南農墾在成立之初就選擇 了軍墾這一最為高效的組織方式 ，并成立了民兵組織，擔負著“屯墾戍邊”的光榮任務。最早的民兵組織 以轉業軍官、退伍軍人等黨員組成，具有良好的軍事素質，戰斗力很強。民兵們都是“一手拿鋤、一手拿槍”，在開荒生產的同時，站崗放哨、巡邏執勤，還積極參加當地軍民聯防，配合部隊搜山堵卡，圍殲入侵敵 人。在農場職工的回憶:“守邊疆，雖未達枕戈待旦的地步，但警惕的弦卻是繃得緊緊的。況且，特務放黑槍我就聽到過，夜間放的信號彈我就不止一次地看到過。毋庸諱言，那時西雙版納的部分邊境，并不十分平 安。” 到了1970年代，云南農墾組建為云南生產建設兵團，實行以兵團建制為主的軍事化管理，主要領導都為現役軍人擔任，職工也根據政治條件和身體素質，分為兵團戰士和兵團職工。兵團戰士按規定配備一定數量的沖鋒槍、步槍和其他輕武器，設作訓處、科，負責兵團戰士的軍事訓練，還建立脫產的警衛通訊部隊。 現代軍人所具備的國家觀念、政治素質，軍隊的組織程度高和執行力強，不僅成為組織建立最為良好和穩定的基礎，也成為邊疆地區的現代國家意識構建的理想媒介。
不僅如此，在云南當代邊疆的戰例中，農墾成為最有效的軍事補給。云南農墾戍邊史上主要有3次支前參戰的重大戰例，一次是在1961年7月為中緬兩國勘界掃除障礙，西雙版納的景洪、東風等農場選派精干民兵 2000余人配合部隊，肅清了盤踞邊境一帶的國民黨殘軍。另外兩次則是對越自衛反擊戰和收復老山的戰斗中，處于前線的天保、河口、八步、健康等農場全力以赴投入參戰和支前工作。據統計，在自衛反擊戰中，農墾系統參戰民兵和支前民兵共有2.18萬人，有2563人立功，有87個集體立功授獎;在收復老山的戰斗中，天保農場參加支前的職工有1400余人，67人立功，有9個集體榮立三等功。
作為“戰斗隊”的云南農墾，不僅在現代國家成立之初復雜邊疆局勢中維護了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其組織形態的構建和運作也推動了邊疆社會對現代國家基本政治制度從認知到認同，其“保家衛國”“屯墾戍邊”農墾精神對邊疆的輻射不僅塑造了邊疆民眾對現代國家的歸屬感，并伴隨邊境沖突與危機的化解生發出愛國主義情懷和效忠國家的意識，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
(二)地方農業現代化:作為“生產隊”的云南農墾
在生產建設方面，云南農墾不僅為現代國家建設提供了戰略物資保障，同時，作為企業向地方政府納稅，截止1990年底，云南農墾上交地方財政稅金2.96億元。 農墾的建設發展不僅擴大了地方政權的財政來源，更為重要的是，作為“生產隊”的云南農墾基于農業示范和科技推廣，成功探索了邊疆山地開發的獨特之路，尤其是對亞熱帶地區的農業發展模式和區域經濟的整體布局的規劃，為區域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從根本上改變了云南邊疆面貌，為西南邊疆整合到現代國家進程創造了條件。
事實上，云南農墾在對邊疆經濟建設的探索上經歷了一個與其他農墾不同的復雜變化的過程。在全國層面上，農墾成立之初就被賦予了探索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歷史使命，按照1952年農業部通過的《國營機械農場農業經營規章》第二條之規定，國營農場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先進的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業科學技術，顯示出農業機械化、集體化生產的優越性，向農民示范，并具體幫助農民走上集體化的道路”。 具體來說:一是先進農業生產方式的示范者，另一是先進農業技術和經驗的推廣者。
作為先進生產方式的示范，云南農墾最初與其他農墾相似，著力于機械化生產，先后從蘇聯、捷克、匈 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引進拖拉機和犁、耙、播種機、谷物收割機等配套農具，開始機械化試點。 但隨著以橡膠種植為主業的農場增加和山區的開發，由于設備不配套，農業機械化的難度加大。1963年，為解決林地機墾，從蘇聯引進了砍伐機、推土機，但都不適合山地作業。與此同時，云南農墾作為代表試點開始轉向山 地林地開墾機械的研發制造。1964年，全國性的《農業機械化》雜志征文向國慶十五周年獻禮，云南墾區機械化試點的大面積梯田照片被選用刊登。 但即便如此，由于橡膠生產原來就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生產過程中的割膠、定植都必須人工操作，僅僅依靠膠林的開荒，橡膠生產的機械化再難有突破。由于種植 作物的特殊性和云南邊疆自然地理條件，使得云南農墾在農業機械化的示范作用并不突出。但是，機械化的示范效應在邊疆少數民族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20世紀60年代，農場剛進了幾臺東方紅-54和鐵牛-40型拖拉機，領導便派機務長和另外兩名司機到周圍村寨幫助機耕。當時，少數民族同胞從來沒見過這種神通廣大的東西，把三位司機看成了神人，請他們到緬寺里跟大和尚一起吃飯，拖拉機也被請到緬寺前，接受焚香頂禮。” 即便在半個世紀后的今天，國營農場和民營橡膠生產中的機械化程度與當時比較并 無顯著差異，但是大型的農業機械第一次出現在云南邊疆民眾眼前，已然成為一種先進性和國家力量的象征。
相比之下，云南農墾在先進農業技術研發和推廣起到了更為重要的作用。橡膠作為外來物種，在當地缺乏一套既有的生產經驗和地方性知識，從橡膠的栽培、割膠、加工到植保都是建立在云南農墾系統內部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完備的研發推廣體系。 農墾不僅吸收國外先進成果、經驗，同時自身的科技研發更是云南農墾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巴西橡膠在近百年來在世界熱帶地區廣泛引種栽培，但均種植于南緯 10°到北緯 15°之間的低海拔地區，并將北緯17°以北視為“植膠禁區”。云南的橡膠種植區緯度在北緯 21- 25°，海拔高達600-900米，部分達1000米，本處于“植膠禁區”。云南農墾通過長期試驗研究和生產實踐，不僅解決了越冬耐寒問題，實現高緯度高海拔種植成功，而且成為全國單產和畝產最高墾區。1982年7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載了題為《我國種植橡膠北移成功》一文。當年10月，橡膠樹在北緯18- 24°大面積種植技術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
正是依靠這套技術，云南農墾的橡膠產業迅速發展，發揮了國家建設的“生產隊”的作用。然而，單一化的以國家利益為目的，忽略了邊疆自身自下而上的發展訴求，使得農墾與邊疆地方社會的“場群矛盾” 也不斷激化，一度成為制約邊疆穩定的因素。1964年，國家農墾部部長王震在云南視察農墾工作時，首次提到在農墾協助下發展地方民營橡膠。 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發展迫切需要打破象征國家的農墾與邊疆之間的二元區隔，只有實現基于邊疆發展基礎上的區域資源和利益的共享，才能真正獲得邊疆的穩定和開發。從1960年代開始，由云南省熱帶作物研究所負責技術指導，農墾從規劃土地、開墾梯田、提供種苗、定植橡膠、撫育管理直到投產割膠，從人力、技術到各項生產工具，均無償提供支援，為民營橡膠的起步起到示范和推動作用。此后，又以專業技術培訓班和相關技術經驗交流會議的形式進一步提高民營橡膠的 技術和管理水平。筆者曾在2011-2013年間在西雙版納少數民族村寨調查他們的橡膠種植，當“割面”“干含”“株距”“定植”等等轉業術語從一個個沒有多少漢語詞匯量的少數民族老人口中說出，著實讓人大吃一驚，后來他們告之這都是1960年代農場技術員說的。
到了1980年代后，有的地方采取整個少數民族村寨納入農場，成為了國營農場的一部分的方式開始嘗試深度整合。除了技術支持外，資金的特殊扶持不斷以地方性的政策法規形式得以保證：按照省委、省 政府云發(1981)3號文件確定，農墾每年從盈利中提取6%(1986年后改為7%)的資金，交地(州)財政扶持民營橡膠的發展。同時還規定，新發展橡膠種植成活驗收后，每畝由農墾補助有償無息貸款50元，待有效益后逐步償還。這一階段為扶持民營橡膠，農墾從利潤中提留地方2993.71萬元，每畝有償貼息共2700萬元。在農墾資金、人力、物力和技術等各方面積極扶持下，到1986年民營橡膠種植面積達到56.6萬畝，干膠產量2078噸，當年產值1411.68萬元。 而隨著2000年后國際天然橡膠價格的一路走高，在西雙版納，除了自然保護區之外幾乎所有土地都種上了橡膠，由農墾引入并發展起來的橡膠經濟不僅徹底改變了像西雙版納這樣邊疆的自然生態環境，改變了這一地區傳統的稻作農業與刀耕火種生產方式，在幫助少數民族地區脫貧致富的同時，也給邊疆社會關系、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帶來深刻的變遷。
此外，對于建國后的云南來說，農墾不僅帶來現代農業，更是邊疆工業的起點。云南農墾工業的起步最初是為了解決生產建設和職工生活等方面的困難，大多是生產自給性產品的工業。隨后，1959年1月省局在大屯農場召開首次農墾工業會議，指出:“為加快農場生產建設，農墾必須大辦工業”。這次會議之后，多數農場掀起了辦工業的熱潮。此后農墾工業建設幾經調整和反復，橡膠加工逐漸發展成為工業建設的重點 。除了自給性生產外，糖、茶、橡膠制品、醫藥等則幾乎全部提供市場銷售。而這幾大產業成為云南農墾所在的地方產業布局和發展的基礎。
歷史上，邊疆對于王朝國家而言意味著“邊緣”，因而國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間接式的機制來維系“中心-邊緣”的疆域格局。穩定作為邊疆治理的關鍵，使得中央政權往往不愿，也不能將國家力量延伸到邊疆內部，更無意調動和使用過多的資源用于邊疆整合， 使得長期以來云南邊疆整合程度較低，甚至可以采用“分而治之”的方式。而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不僅要求邊疆作為國家領土與內地并無二致，而且在意識形態、制度安排和治理框架上都更強調國家的整體性和同一性。作為“生產隊”的云南農墾，從建立之初的 維護邊疆穩定、為國家提供橡膠到扶持民營橡膠、推動熱區經濟發展的過程，呈現出的正是這一邊疆治理邏輯的根本性轉變，通過云南農墾“生產隊”不斷推進邊疆經濟開發和現代化建設，區域經濟一體化有效消解了邊疆的異質性，并以此為契機，開始在更高水平和更深刻的層面開展邊疆整合。
(三)從“場”到“群”:作為“工作隊”的云南農墾
作為工作隊，處理好“場群關系”是農墾擔負的一項重要工作，對云南邊疆而言，表現為民族關系。在政治思想上，提出“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農場離不開地方，地方離不開農場”的指導思想;在組織制度上，在建場初期，就將民族工作分配由黨委辦公室或行政辦公室負責，黨委分工1名委員分管。到1960年代后各總場、分場的政治處都配備一定數量的專職民族工作干部；在工作內容上，農墾建立早期的工作主要著力于“邊疆穩定和民族團結”，包括：對內對職工進行尊重當地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教育并組織職工為當地群眾做好事，對外到少數民族村寨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同時作為地方行政的補充，協助處理地方民族糾紛，經常向地方政府匯報和征求意見。 到1960年代，隨著云南農墾擴大發展后，工作隊則轉向反哺邊疆，通過對醫療教育的扶持、基礎設施和市政建設來深化區域發展、推動邊疆現代化的作用日益凸顯。
首先，對邊疆醫療衛生和教育的大力扶持。作為現代國家邊疆治理的最初探索實踐，農墾作為現代醫藥技術、科學衛生知識和現代教育的傳入進行鋪墊，有效彌補了新政權成立之初在西南邊疆的公共服務各項投入有限，公共衛生體系和現代教育體系尚未完全的缺陷，為推進邊疆醫療衛生和教育的現代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對于剛剛建立起的新政權，所面對的是云南邊疆地區公共醫療狀況惡劣，瘧疾等高發傳染病廣泛流行的嚴峻局面。對此，農墾經常派衛生人員到村寨幫助防病、治病，他們意識到: “‘摩雅’(傣語醫生)成了最受歡迎的人，衛生工作是接近群眾最有效的途徑。” 隨著1980年代后農墾醫療體系的完善，其很大程度上分擔云南邊疆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據不完全統計，到1985年，僅西雙版納墾區就為當地民眾治病門診21萬人次，住院1.76萬人次，其中免費治療5000多人次。尤其在邊境地區，代表著現代醫療最高水平的農墾醫院成為了現代國家向周邊國家地區輻射影響的有效途徑，云南邊境農場每年收診大量境外邊民，例如瑞麗農場醫院每年收診的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境外邊民和農場職工，基本各占三分之一。 而農墾教育最早是為適應培養干部的需要而開創，隨著1960年代大量湖南青壯年移民的進入，為解決職工子女入學迅速發展了基礎教育，到1970年代隨著大量內地知識青年的充實，不僅帶來了內地新的教育理念方法，使得墾區的教育迅速發展；更為重要的是，以教育為契機在邊疆社會傳播了現代國家的主流文化和生活方式，以潛移默化的形式推動了國家認同。盡管很快1979年知青返城，但其給當時云南邊疆帶來的族群互動和文化震撼一直為邊疆民眾長期津津樂道。而農墾的教育已逐步形成體系，從教育肄業率、升學率和教師受教育程度等來看，農墾教育處于當地教育的領先水平。農墾學校不僅向地方開放，還部分低費或免費接納群眾子女入學。
其次，大力推進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據統計，截止 1990年，云南農墾累計支持地方重點工程建設1億多元，包括西雙版納和德宏的飛機場建設外，農墾興辦的如公路、橋梁、電站、通訊、影視等當地群眾都直接受益。1958年之前，云南邊疆晚上照明依靠松明和煤油。1964年12月，農墾投資147萬元，在勐省農場建成第一座較為正規的拉猛河水力發電站，電站由當時昆明水電設計院勘察設計，由農場自行組織施工建設，裝機容量700千瓦。該電站不但解決了農場生產生活用電，還給周圍的村寨送電。此后，墾區凡有水力資源的農場，都相繼建設了一些小型或者中型的水電站。截止1985年底，共建成大小水電站60座，96臺機組，總裝機容量 3.67千瓦，累計發電量2.57億千瓦小時。 此外，農場的生產隊建到哪里，道路就修到哪里。以西雙版納為例，境內主要的交通干道都是在農墾建設過程中修筑的，例如景洪農場到東風農場修建的60千米的土公路第一次打通了景洪到大勐龍的交通。據統計，歷年來西雙版納墾區用以修路建橋的資金高達 1億多元，修筑各種道路984千米，架橋102座。 正是由于墾區眾多生產隊 分布星羅棋布，所修道路橋梁也就四通八達，交通設施的構建和道路網絡的規劃，基本主導形成了這一行政區劃內便利的交通網，進一步促進區域開發。在筆者自2011年開始在西雙版納的邊境一線村寨田野調查，當時鄉鎮一級的道路大部分仍是農場建設，這一狀況直到近年國家大量扶貧資金進入后才發生變化。農墾各項基礎設施的建設不僅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從根本上改善了邊疆地區的生產生活狀況，同時也使得現代國家意志得以改造邊疆，將其融入中國當代的發展。
與此同時，一些大型農場的場部或工廠較集中的地段，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人口逐漸集居，商業發展，已發展成周邊的城鎮中心，成為區域經濟空間上的“中心點”和多元族群文化的互動平臺。大部分農場的場部，建場時多是荒無人煙之地，隨著農場建設，農場自辦的商業代銷點、招待所、供銷社、郵電局、學校、醫院等社會服務行業逐漸建立，大多還有定期的農貿市集。例如，在西雙版納緊鄰邊境的勐滿、勐捧農場場部所在地，在僅僅幾平方公里左右的范圍內，集中了農場的行政大樓等一系列行政機構，糖廠、農機廠、商場、醫院、學校、銀行、農貿市場、車站、旅館、飯店等等 鱗次櫛比，加上個體商販聚集，終日熙熙攘攘，一派繁榮景象。在農場改制之前，這些場部無論從商品零售額還是城鎮繁華程度來看，都是周邊同一行政 級別的鄉鎮無法比及的。
可以說，作為“工作隊”的農墾對云南邊疆各項基礎設施和科教文衛體系的建設，從根本上突破了傳統屯墾戍邊著力的軍事防衛色彩，轉而關注于邊疆各項現代化體系的構建和諧社會功能的實現，同時，云南農墾作為嵌入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一個國家文明的范式空間，在邊疆構建起了一套現代國家行政體制和現代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的制度化、符號化的集中表達 ，其所體現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優越性的政治意義和文化內涵也在不斷輻射影響地方社會和塑造少數民族對現代國家的認知和認同，深化邊疆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國家整合。
三、云南農墾“三個隊”實施對邊疆治理的啟示
對云南農墾“三個隊”治理體系的梳理不僅在于肯定云南農墾發展歷史的輝煌成就，其對邊疆治理的理論和現實都具有重要啟示。
首先，“三個隊”治理體系可以說是當代中國具有明顯區域主義色彩的治理措施，是搭建邊疆區域治理框架的一次有益嘗試。在傳統的王朝國家邊疆治理主要是圍繞著如何處理國家與少數民族的關系而展開的，是一種以族際治理為主要內容的治理， 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云南的邊疆治理措施包括民族區域 自治、民族的識別和調查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改造，也一直強調以族際主義為取向。與族際主義為導向的治理有可能強化“民族意識”不同，農墾更強調區域治理的導向，一方面調和了強勢族際治理下可能的負面影響，增加了邊疆人口、經濟模式、生產技術、社會關系和文化認同的互動和融合;另一方面作為現代國家統一政權組織的補充，使國家的最高決策能夠直接貫徹到基層，將現代國家的意志、體制和權力深入邊疆，強調國家認同的構建和區域社會的穩定發展。
其次，云南農墾“三個隊”的邊疆治理策略也充分展現了現代國家邊疆治理從穩定取向到發展取向轉換的歷程及其必然性。云南農墾從為國家提供戰略物資的生產者到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者，其背后是現代國家邊疆治理的邏輯的根本性的轉變。傳統王朝國家受制于國家形態和國家能力，作為一個緩沖地帶，邊疆穩定是國家治邊的最高目標訴求。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地緣政治的復雜、國家利益的權衡和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實施，導致我國邊疆治理中也呈現出非常明顯的穩定訴求，而相對淡化發展問題。 云南農墾的發展實踐證明，民族國家的建設和國家現代化的發展不僅需要一個穩定的邊疆，更需要一個發展的邊疆。地處邊疆的云南農墾，曾經為新興國家建立的邊疆穩定作出重要貢獻，同時作為增強邊疆活力和區域繁榮的重要推動力量，在基礎設施建設、基礎公共服務的提供、區域特色產業規劃、地方多元文化構建等方 面為邊疆發展積累了豐富經驗。
值得關注的是，伴隨云南農墾大量異質性外來移民的在地化和社會融合，云南農墾已然成為邊疆社會的主體，成為了邊疆發展和現代化的內部動力。70年的農墾建設在邊疆落地生根，在邊疆培育了開拓奮斗的農墾精神，移民的后代發展壯大，成為邊疆建設的骨干。與當下國家“自上而下”的治理運行機制可能導致邊疆成為“被發展”的對象不同，云南農墾已成長為治理的內生推動力和作用機制，它在過去較長 時段構建出的基于邊疆社會自身的發展的包容性和文化適宜性，其所兼具的國家與地方的二元屬性，使得其在現代國家邊境貿易頻繁和人文交流密切的新時期，在一個開放的邊疆治理框架中成為可以倚靠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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