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強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則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基礎。中國的糧食安全概念正在向更大口徑的食物安全概念擴展，但當前糧食安全處于緊平衡態勢的現狀沒有發生變化，通過對2035年中國糧食消費量的預測，可發現中國未來糧食安全面臨較大壓力。因此，需要樹立大食物觀，并以此來指導農業發展和食物供給體系建設。大食物觀以跳出傳統的“向耕地要食物”的觀點、拓寬食物來源為最主要內涵，是順應由糧食安全概念向食物安全概念擴展的重要理論創新。以大食物觀推進中國的糧食安全建設，需要抓好耕地保護、種業振興、農機裝備、政策保障，推進國土資源的全面開發利用。
［關鍵詞］農業強國；糧食安全；食物安全；大食物觀；糧食自給率；糧食消費量
農業強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確保中國的糧食安全則是農業強國建設的基礎。繼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目標之后，習近平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農業強國建設作出了系統規劃，提出“建設農業強國要體現中國特色，立足中國國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資源稟賦、農耕文明的歷史底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時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簡單照搬國外現代化農業強國模式”，并明確“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供給始終是建設農業強國的頭等大事”。農業強國建設的中國特色體現在很多方面，而確保糧食安全則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底線之一。在外部動蕩的國際環境和內部大規模農產品供需的環境下建設農業強國，首先要保障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的自給自足。保障好中國的糧食安全，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基礎和根本。
一、糧食安全：多維度考量
糧食安全一直都是黨和國家關注的重點問題。習近平在前三次出席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時均強調了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一個永恒課題，任何時候這根弦都不能松”，“中國人的飯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糧食生產年年要抓緊，面積、產量不能掉下來，供給、市場不能出問題”等一系列重要論斷。中國糧食產量基本處于穩定增長態勢，從2004—2022年，除了2016年和2018年全國糧食產量略低于上一年外，其余年份中國糧食均實現了增產。2021年，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就已達到483.48公斤，遠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國際糧食安全線。2022年，中國糧食產量達到68653萬噸，增產0.5%，其中谷物產量63324萬噸。從這一數據來看，未來中國糧食增產形勢是好的，但通過對現階段中國糧食安全形勢的多維度考量可以發現，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任務依然相當艱巨，容不得絲毫放松。
（一）進一步考察現階段中國糧食安全概念
1.從糧食安全到食物安全：傳統糧食安全觀的擴展
1974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第一次世界糧食首腦會議上首次提出糧食安全的概念，認為糧食安全就是“應該保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夠得到未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品”。這一定義主要強調了糧食的數量安全，其目的是確保所有人都能夠獲得可供生存的食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糧食產能的增長，1996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第二次世界糧食首腦會議通過了《羅馬宣言》，對糧食安全的概念進行了第三次定義：“只有當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安全和富有營養的食物，來滿足其積極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偏好時，才實現了糧食安全。”2019年發布的《中國的糧食安全》白皮書指出，中國已實現稻谷和小麥的完全自給，谷物自給率也超過95%，“貧困人口‘不愁吃’的問題已基本解決”，“重點貧困群體健康營養狀況明顯改善”。從膳食結構來看，2013—2021年，中國居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了2.76%，人均肉類、禽類、水產品、蛋類消費量分別增加了28.52%、70.83%、36.54%、60.98%。與聯合國糧農組織順應世界糧食產能增長對糧食安全定義的更新相對應，這一消費趨勢的轉變也賦予中國糧食安全建設以更加豐富的內涵，即以人民需求為中心，積極實現從“吃得飽”到“吃得好”“吃得營養”“吃得健康”的需求轉變。因此，在中國已實現口糧完全自給和小康社會全面建成，且傳統的糧食安全觀面臨需求端的挑戰和供給端的壓力兩大難題的前提下，對中國糧食安全的關注點也應從重視數量安全轉移到數量安全與營養安全并重，實現從傳統的糧食安全觀向大口徑的食物安全觀的擴展。在2017年中央農村會議上，習近平就已經指出，“現在講糧食安全，實際上是食物安全”。因此，食物安全作為居民消費升級過程中對傳統糧食安全概念的拓展，蘊含著對中國糧食安全關注重點轉向的判斷，對于完善中國的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具有重要的指向性作用。
2.農業強國建設目標下的糧食安全
建設農業強國戰略目標的提出，對中國糧食安全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農業強國首先是一個比較概念，農業強國之“強”，必然包含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能力強，不僅體現為本國農產品在全球貿易中的競爭力和地位，同時也體現為在全球農產品供給鏈安全維護、全球農業公共產品供給、農業國際規則制定、農產品定價等方面的能力，尤其是否擁有有效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市場和資源，構建更具韌性、競爭力的產業鏈、供應鏈，從而能夠有效應對各種外部沖擊和挑戰的能力。反映到糧食安全領域，就是在全球統一的開放市場條件下能夠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保障中國的糧食需求，尤其是飼料糧需求。習近平指出：“世界上真正強大的國家、沒有軟肋的國家，都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人多地少、農產品供需規模超大的現實決定了完全依靠國內土地、國內資源實現所有農產品的自給自足既不可能，也不現實。但近年來中國糧食進口超快速增加的現象也反映出中國糧食需求對外依存度高的問題。根據2021年中國主要糧食品種進口數據（見表1），2021年中國糧食進口依然保持超高速增長，進口量同比增加了68.7%，進口額同比增加了49.5%。其中，增長最快的玉米2021年進口量和進口額分別增加了152.2%、222.9%，這無疑為中國糧食安全形勢敲響了警鐘。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源保障糧食需求并非意味著過度的對外依賴，目前中國糧食進口的超高速增長趨勢反映出中國在充分利用國內資源、增強糧食自給能力上還存在一定的不足，建設農業強國，保障糧食安全，需要在進一步降低糧食尤其是飼料糧的對外依存度上下功夫。
（二）進一步考察中國糧食安全的緊平衡態勢
長期緊平衡是對中國糧食安全形勢的總體判斷，而隨著近年來中國糧食生產情況的變化與國內外糧食市場環境的變化，增產空間有限、供需錯配問題凸顯、國際環境動蕩等因素對于中國糧食安全緊平衡的維持增添了新的壓力。
1.糧食增產空間有限
一是依靠提高單產帶來的糧食增收空間有限。2002—2011年，中國糧食產量年均增長速度為2.56%，而到2012—2021 年，這一增長速度已“腰斬”至1.10%。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2022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2022年中國糧食整體平均單產為387公斤/畝，甚至比2021年減少了0.2公斤/畝。二是耕地保護任務艱巨。中國耕地總量處于不斷減少的過程中，1957—1996年40年間耕地年均凈減少約600多萬畝；1996—2008年12年間耕地年均凈減少超過1000萬畝；第三次全國土地調查顯示，2009—2019年10年間，耕地年均凈減少1130萬畝。這一趨勢反映在人均耕地面積上，一調為1.59畝、二調為1.52畝、三調為1.36畝，目前中國人均耕地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國的耕地質量整體上也不斷惡化，就總體來看，中國本身耕地質量偏低，位于山地、丘陵地區的耕地面積較大，地塊零散、破碎、貧瘠。從耕地質量等級來看，《2019年全國耕地質量等級情況公報》將全國耕地按質量等級由高到低依次劃分為一至十等，平均等級為4.76等，比2014年提升了0.35個等級。三是種糧比較效益低，農民缺乏種糧積極性。比較效益是影響用戶是否種糧和耕作制度選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摘要》顯示，2020年中國三大主糧平均畝產值為1166.73元，總成本卻達到了1119.59元，畝均凈利潤僅為47.14元；2011—2020年，中國三大主糧畝均生產成本增長了41.51%，凈利潤下降了81.15%，這也導致了2016—2020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的逐年下降。
2.供需錯配問題日漸凸顯
在中國膳食消費結構不斷變化的背景下，中國農業結構調整相對滯后，口糧供給過剩和飼料糧相對短缺并存的供需錯配問題逐漸凸顯近年來，中國口糧自給率（人均口糧占有量與人均口糧消費量之比，其中人均口糧占有量利用人均小麥、稻谷產量計算）維持在170%以上，即生產的口糧超過了口糧消費量的1.7倍（見圖1）。相比之下，中國飼料糧的自給率明顯偏低，且處于下降趨勢。以主要飼料糧品種大豆、玉米為例，2012—2021年，中國大豆的自給率從15.8%下降至14.2%；玉米作為三大主糧之一，中國的自給率較高，但隨著近兩年進口量的猛增，自給率也逐漸下降至95.5%（見表2），無法與小麥、稻谷一樣做到完全自給。當然，這一供需錯配部分是出于確保口糧絕對安全的需要，習近平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在我們這樣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糧食多了是問題，少了也是問題，但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問題。多了是庫存壓力，是財政壓力；少了是社會壓力，是整個大局的壓力。”實際上，以大豆為例，自給率偏低的大豆作為土地密集型且單產相對較低的作物，若全部由國內土地生產，則會超出中國的耕地承載力，擠壓其他農作物的生產。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忽視中國糧食產業存在的供需錯配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口糧在糧食消費中所占比例逐漸減少和飼料糧消費的逐漸增加是不可逆轉的趨勢，若不加以控制，這一趨勢的不斷演化會持續加劇中國糧食產業的供需錯配程度，從而影響中國的糧食安全。自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廣大豆、玉米帶狀種植和糧豆輪作以來，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繼續深入推進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將加力擴種大豆油料作為抓好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產保供的重要方向，并在逐步擴大稻谷、小麥、玉米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實施范圍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實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險和種植收入保險試點”。這一系列舉措，反映出了黨和國家在改善這一供需錯配問題上的努力。
3.糧食安全形勢面臨動蕩不定的國際環境的威脅
中國部分飼料糧高對外依存度以及在農產品供應鏈方面話語權不足的現狀決定了中國糧食安全極易受國外市場波動的影響。諸如疫情、地緣政治沖突、局部戰爭等外部波動會通過糧食貿易政策變化、糧價波動等對中國糧食市場造成不可預測的影響，這一不確定性，毫無疑問會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一是威脅中國的糧食消費。尤其是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糧食進口國，糧食貿易保護主義會威脅中國糧食供需平衡，進口來源國的糧食出口限制可能會對中國糧食供需平衡產生影響。例如，2020年3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際，以越南為首的多個國家相繼宣布禁止稻米出口，即使中國口糧完全可以滿足自身需求，這一外貿限制也引發了中國部分消費者對糧食的搶購潮。若大豆、玉米等大量進口且來源國集中的糧食品類受到外貿管制，會對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和下游產業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二是威脅中國的糧食生產。中國同樣是能源進口大國和化肥進口大國，由于中國的化肥和能源相關成本是農作物生產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市場的波動也會影響中國糧食的生產成本。例如，自2022年年初俄烏沖突以及西方國家開展對俄羅斯的制裁以來，中國的尿素、硫酸鉀復合肥等肥料的價格快速上漲，進一步惡化了種糧比較效益，影響了農民種糧積極性。
（三）進一步考察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形勢
在當前中國糧食安全形勢趨緊的情況下考察未來的中國糧食安全形勢，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未來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能否更好地支撐自身的消費需求？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主要體現在飼料糧安全上，部分是由于我們將糧食產能優先配給了更加重要的口糧生產，從而導致以大豆、玉米為代表的部分飼料糧產能相對不足，難以滿足自身需求。因此，糧食安全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產能能否滿足需求的問題。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其中第一步就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若糧食高度依賴進口，農業現代化建設也就無從談起。那么，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際，需要多少糧食才能滿足中國的消費需求？
糧食消費主要分為以下四類：口糧、飼料用糧、工業用糧以及種用糧。其中，口糧、飼料用糧是最主要的消費方式。從世界普遍經驗來看，約80%的糧食用于口糧及飼料糧消費。在目前已知中國人均口糧消費量的基礎上，飼料糧消費可通過人均肉類、禽類、水產、蛋類、奶類消費加以折算。本文采用羅其友等的折算比例（其中蛋類折糧比采用1.65），根據2013年以來中國的口糧、肉類、禽類、水產品、奶類食品消費數據，對中國2013—2021年的糧食需求量進行計算（如表3所示）。2021年中國人均口糧和飼料糧消費量約為290.96千克，若采用80%的折算比例，意味著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63.7千克，結合中國2021年的人口數量14.126億，可估算得出2021年中國的糧食總消費量約為51376.26萬噸。
為對中國2035年的糧食消費量進行預測，首先對2035年中國口糧和飼料用糧總消費量進行簡單估計，2013—2021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呈逐年上升趨勢，8年間累計增長14.77%。若簡單推測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將保持這一速度持續增長，到2035年，中國人均口糧和飼料用糧消費量將達到370.27千克，即人均糧食消費量達到462.84千克。考慮到這一預測方式易受統計誤差和極端值的影響，例如2021年的口糧和飼料用糧總消費量增幅較大，可能影響預測結果。為此，本文進一步利用改進的GM(1,1)模型對2035年的糧食消費量作預測。GM(1,1)即灰色預測模型是一種長期預測模型，應用GM(1,1)進行預測較之其他常規的時間序列預測法有以下的顯著特點：第一，灰色模型是一種長期預測模型，將預測系統中的隨機元素作為灰色數據進行處理，而找出數據的內在規律。作預測所需原始數據量小，預測精度較高，無須像其他預測法要么需要數據量大且規律性強，要么需要憑經驗給出系數。第二，理論性強，計算方便，借助計算機及其程序設計語言或相關軟件間接計算，使得數據處理簡便、快速、準確性好。
為滿足數據列的準光滑性，首先對折算的2013—2021年中國口糧和飼料糧總消費量進行檢驗，經檢驗，該數據列所有極比均落在可容覆蓋范圍內，滿足應用條件。進一步參照以上方法，本文采用以對數法改進序列光滑度的改進GM(1,1)模型，以上述2013—2021年的口糧和飼料用糧總消費量數據作為原始數據列進行預測，具體過程從略。表4匯報了2014—2021年根據改進GM(1,1)模型的預測結果與實際結果的平均誤差情況，為便于對比，同時匯報了采用傳統GM(1,1)模型計算得出的預測值。可以看出，采用改進GM(1,1)模型形成的預測值與實際值的誤差均在6%以內，且平均相對誤差為3.67%，相比于傳統GM(1,1)模型的3.76%更優。因此，采用上述改進的GM(1,1)模型進行預測更為合適。根據模型預測值，可以得出未來中國口糧和飼料糧消費的預測結果（如表5所示）。
據此可以得出2035年中國人均口糧、飼料糧消費量的預測值為365.11千克，依然按照口糧、飼料糧占80%的比例折算，可得出2035年中國預計人均口糧消費量約為456.38千克。該預測數據與于昊辰等采用其他方法所得的預測結果相近，可以互為印證。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中國人口變化的預測結果，2035年，中國總人口將降至13.42億人，由此可估算得出，2035年中國的預期糧食總消費量約為61246.2萬噸，比2021年約增長了19.21%。這意味著在其他條件不變，在用于貿易、儲備等消費之外用途的糧食比例不變的情況下，到2035年，中國至少需要達到糧食增產19.21%的目標，才能在糧食自給率不提高的前提下滿足中國居民消費需求，保障中國糧食安全。雖然上一個14年中國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5.5%，但更應注意到中國糧食未來持續增產正面臨單產提升空間有限、耕地面積縮減等多方壓力，且預期未來人口的縮減也可能會影響糧食產能。未來保障糧食穩產增產，滿足國民消費、對外貿易、國家儲備等方面需求的糧食生產任務依然艱巨。
二、糧食安全與大食物觀
根據上文的分析，中國的糧食安全長期處于緊平衡態勢，部分糧食種類對外依存度高，且未來糧食消費還將持續增加，糧食安全整體形勢趨緊。在這一背景下，樹立大食物觀，并以此指導未來的糧食和食物生產就顯得尤為重要。大食物觀是新時期傳統的糧食安全觀創新和發展的產物。在2015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大食物觀被首次提出，并于2016年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明確指出，“老百姓的食物需求更加多樣化了，這就要求我們轉變觀念，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因此，樹立和堅持以不局限于耕地產出，而是通過多方面拓寬食物來源來滿足人民需要，保障糧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為基本內涵的大食物觀，是未來保障糧食安全的必然選擇。
（一）大食物觀的科學內涵
大食物觀的最主要內涵就是要跳出傳統的“向耕地要食物”的觀點，拓寬食物來源。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樹立大食物觀，發展設施農業，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強調，“要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這就明確了大食物觀的核心內涵就在于要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
第一，向森林、草原、水域等中國廣袤的自然資源要食物。作為一個自然資源廣闊、地勢復雜多變的國度，中國存在著大量尚未得到合理開發和利用的林地、草地、水域等自然資源，存在著在不破壞當地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通過合理利用和轉化這部分自然區域來獲取食物資源的空間。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有耕地127.9萬平方公里、園地20.2萬平方公里、林地284.1萬平方公里、草地264.5萬平方公里、濕地23.5萬平方公里、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36.3萬平方公里。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需要充分利用草原、林地、水域的生產力，在做好規劃、不對生態環境造成損害的基礎上，通過發展畜牧業、林下種植、漁業養殖等方式獲取食物，拓寬食物來源。
第二，向生物資源要食物，向植物、動物、微生物等要熱量、要蛋白。向生物資源要食物，實際上是要向更好的品種及更好的培育或養殖方式要食物。在現有土地、水源等資源約束的限制下，提高食物產能和營養價值，就要依靠生物技術的發展與進步，依靠新品種的應用和新的培育方式的應用，實現食物產能及品質的提升，從而更充分地擴展熱量來源，緩解糧食安全壓力。
第三，堅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增強糧食生產能力。糧食是最基本的食物，樹立大食物觀的基礎，依然是保障好糧食生產。一方面要做好“藏糧于地”，做好耕地保護和高標準農田建設，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非糧化”，保證糧食種植面積的穩定和增長。另一方面要推進“藏糧于技”，在種業振興、農業機械化水平、裝備水平提升上下功夫，挖掘糧食單產的提升空間，更好地向生物資源要食物。
（二）大食物觀的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
1.大食物觀是順應糧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擴展的重要理論創新
根據上文的分析，隨著人們收入的增加和膳食結構的變化，傳統的糧食安全觀的內涵擴展為更廣范圍的食物安全概念。與之相對應，樹立大食物觀，以大食物觀來改造和完善食物供給體系，自然成為未來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必然要求（如圖2所示）。首先，樹立大食物觀是在擴展的糧食安全觀下完善中國食物供給體系的科學判斷，能夠為擴展食物來源、保障糧食安全提供支撐。“藏糧于地”“藏糧于技”是在傳統的糧食安全觀下形成的維護糧食安全的重要戰略，對保障中國糧食產能、穩定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具有重要作用。在糧食安全觀從聚焦口糧供需向更大的食物概念擴展的背景下，保障中國的食物安全就不僅僅需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同樣需要在大食物觀下的“藏食于林”“藏食于草”等。因此，大食物觀包含了“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的戰略要求，并在這一基礎上提供了中國糧食安全的另一層保障，只有樹立好大食物觀，中國的糧食安全才能行穩致遠。其次，樹立大食物觀，拓展食物來源，是更好地滿足人們不同層次的食物消費需求、改善膳食營養結構的重要方式。結合表3的數據也可以看出，近年來中國人均糧食消費整體呈下降趨勢。與此同時，肉、蛋、奶、水產品、蔬菜瓜果類食物的人均消費量均在不斷增加。這就需要在大食物觀指導下，合理開發中國廣闊的山河湖草的食物產能，為人們提供優質、安全的食物，改善人們的營養健康水平。
2.樹立大食物觀是緩解中國糧食安全壓力的重要手段
人多地少是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創造了用世界上7%的耕地養活世界上21%的人口的世界奇跡。但就總體來說，目前中國的耕地能夠使14億人吃飽飯，但不能吃得更好。近年來中國糧食進口的快速增長也說明，僅僅依靠中國現有的耕地面積已無法滿足國民消費需求。根據2021年稻米、玉米、小麥和大豆的凈進口量數據，結合2021年上述作物的單產數據，可以計算得出，若中國三大主糧和大豆全部自產，則還需要8.4億畝耕地才能夠滿足需求，已經接近中國總體耕地面積的一半，且上述計算并未把高粱等其他糧食作物和蔬菜水果等非糧食作物計算在內（見表6）。因此，中國現有的耕地資源無法滿足不斷升級的居民食物消費需求，只能依賴進口，未來居民食物消費需求的進一步升級無疑會對中國的耕地資源造成更大壓力，導致中國糧食進口量的進一步擴張，加劇中國糧食的對外依存度。因此，只有樹立大食物觀，通過拓寬食物來源，向江河湖海和生物資源要食物，才能減輕中國耕地壓力，提高中國糧食自給率，緩解糧食安全形勢。
3.樹立大食物觀是振興鄉村產業，推進農業強國建設的重要推動力
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要落實產業幫扶政策，做好‘土特產’文章，依托農業農村特色資源，向開發農業多種功能、挖掘鄉村多元價值要效益”。依托農業農村特色資源振興鄉村產業與樹立大食物觀、多途徑開發食物來源具有路徑上的一致性。挖掘草地、林地、灘涂等自然資源的農業生產能力開展食物生產，是樹立大食物觀下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振興鄉村產業，推進農業強國建設的現實需要。此外，由于西部貧困地區往往地勢起伏更大，草地、林地、灘涂資源往往更為豐富，在這些地區貫徹好大食物觀，發展特色農業生產，對于壯大脫貧地區的產業基礎，發展脫貧地區的村集體經濟具有關鍵作用，對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完成好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底線任務也具有重要意義。
三、大食物觀下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對策建議
大食物觀的科學內涵要求我們做好多途徑拓寬食物來源和抓好糧食生產的統一。一方面，要通過抓好耕地保護、抓好種業振興、抓好農機裝備、抓好政策保障的方式確保中國糧食產能的提升；另一方面，應在大食物觀的指導下推進國土資源的全面開發和利用，充分釋放蘊藏于中國廣袤自然資源中的食物產能。據此，本文提出在大食物觀下確保中國糧食安全的對策建議：
（一）抓好耕地保護，夯實糧食安全根基
土地是農業的最基礎要素，抓好耕地保護是未來實施千億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的根本。早在2013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明確強調：“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農民可以非農化，但耕地不能非農化。如果耕地都非農化了，我們賴以吃飯的家底就沒有了。”抓好耕地保護，一是做好耕地數量保護和占補平衡工作。應以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為底線目標，明確落實耕地保護責任，揮好守護耕地紅線“指揮棒”。各地也應高度重視耕地保護工作，樹立底線思維、紅線意識，推動形成以村為最小網格、以鎮街為落實主體的耕地保護責任網，實現保護責任全覆蓋。嚴格落實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做好耕地補充，杜絕“占多補少”“占優補劣”現象，嚴格落實補充耕地管護資金和管護責任，緊緊圍繞耕地數量、質量以及生態保護的要求，切實加強補充耕地項目的后續管護利用工作。二是做好耕地質量提升工作，抓好高標準農田建設。根據農業農村部農田建設管理司印發的《全國高標準農田建設規劃（2021~2030年）》，高標準農田相比于傳統農田，在提高機械化水平，促進節水、節電、節肥、節藥等方面具備明顯優勢，畝均節本增效可達500多元。應按照中共二十大報告的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將年度高標準農田建設任務逐級分配落實，做好補貼工作和考核工作。推廣保護性耕作技術，實現耕地質量和生態環境的共同提升，強化技術指導，加強對優質保護性耕作技術的研究及改進。三是堅決遏制耕地“非農化”和“非糧化”。加強常態化監管，根據耕地“非糧化”的實際情況，建立健全“空、天、地、網”一體化全覆蓋的“非糧化”監測機制，重視對耕地流轉尤其是工商資本介入的跟蹤監管，了解耕地種植情況，對私自改變耕地用途的行為進行嚴懲，確保高標準農田全部用于糧食生產，優質耕地主要用于糧食生產。
（二）抓好種業振興，拓寬糧食增產空間
早在2020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強調了科技尤其是種業對于糧食安全的重要作用。“耕地就那么多，穩產增產根本出路在科技”，“農業現代化，種子是基礎”。確保中國糧食穩產增產，更好地向生物資源要熱量、要蛋白，離不開強大的種業作為支撐。在全面推進種業振興順利開局之際，繼續扎實有力地推進中國種業振興，是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關鍵，也是推進農業強國建設的關鍵。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進一步明確指出，保障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穩定安全“要抓住耕地和種子兩個要害”，“逐步把永久基本農田全部建成高標準農田，把種業振興行動切實抓出成效，把當家品種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為此，一是要推進種質資源共享利用。針對中國現存的種質資源利用程度不足的問題，要在獨立自主的原則下，立足中國豐富的種質資源，針對中國在部分品種、部分領域存在的不足，以及重要糧食種源，組織規模化育種主體進行集中攻關、聯合開發。推動種質資源共享利用的體制機制建設，完善種業數據服務、信息服務，增強中國種質資源共享利用能力。二是要強化種業研發能力。優化種業科研要素配置，對于種業基礎研究，要加大投入力度，為公共研究機構、科研院所的種業基礎研究項目提供充分支持；對于商業化育種研究，要建立健全多元主體聯合投入、協同開發的體制機制，充分實現商業化育種的經濟價值。三是要完善種業產權保護制度體系建設，強化針對種業侵權行為的法制建設，增強執法能力。只有具備健全的種業產權保護制度，才能更好地保護種業創新主體利益，激發種業創新動力。
（三）抓好農機裝備，增強糧食生產能力
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和農業裝備水平，是增強中國糧食生產能力，更好地保障中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動力。習近平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保障糧食安全，關鍵是要保糧食生產能力，確保需要時能產得出、供得上。這就要求……把現代種業、農業機械等技術裝備水平提上來”。一方面，糧食種植機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夠直接提高種糧的勞動生產率，提升經營效益；另一方面，蔬菜、花卉等經濟作物的農業機械化應用程度以及農機裝備水平的提高也可以起到節本增收的作用，從而能夠推動土地生產率的提高，節約的土地可用于糧食種植或其他作物種植，更好地緩解中國糧食安全壓力。目前中國種糧機械化水平提升的一大瓶頸在于大量山地、丘陵地區存在耕地細碎化、交通不便、水土流失等問題，限制了大型機械設備的應用范圍。為此，需要針對山地、丘陵地區等耕地細碎化地區，加強工作方式靈活、適應性強的小型機械設備研發攻關和應用試點，提升中國糧食生產的整體機械化水平。同時，著力提高部分種植規模較大經濟作物的機械化水平和先進裝備應用水平，通過推廣溫室栽培、水肥一體化、自動化控制等方式推進其產能和質量的提升，提高其土地生產率和經濟效益。
（四）抓好政策保障，提高種糧推動力度
保障好農民種糧的收益，農民才有種糧積極性，糧食才能增產增收。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強調，要“健全農民種糧掙錢得利、地方抓糧擔責盡義的機制保障”。抓好農民種糧收益提高的政策保障，一是要著力提高種糧補貼力度，增加種糧比較效益。加大財政對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種糧補貼力度，推動實施“誰多種糧食，就優先支持誰”的補貼辦法，在補貼發放過程中要明確補貼主體根據“誰種田、誰受益”的原則，對種糧經營規模大的主體進行精準補貼。同時可以推動成立補貼發放檢查小組，對發放的補貼進行落實追查管理，確保補貼真正惠及種糧者，推動農民種糧效益的提升。二是多方面完善種糧補貼政策。建立健全針對改善種植結構、提升耕種環節機械化水平的精準補貼政策，例如針對雙季稻種植的早稻種植補貼和對稻谷機械化插秧的補貼政策，推動糧食種植結構的改善和先進生產技術的應用。三是盡可能確保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格穩中有增，確保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水平保持穩中有進。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適當提高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穩定玉米、大豆生產者補貼和稻谷補貼政策。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繼續提高小麥最低收購價，合理確定稻谷最低收購價。而在2022年初以來俄烏沖突爆發，糧食生產能源成本、化肥成本快速上升的背景下，未來更應穩定稻谷、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格和玉米、大豆的生產者補貼政策，盡可能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保護好農民種糧積極性。
（五）以大食物觀為指導，推進國土資源的全面開發和利用
中國現有的林地面積約為耕地面積的2.22倍，現有草地面積約為耕地面積的2.07倍，現有濕地面積約為耕地面積的0.18倍，其中蘊含著巨大的食物生產潛能，對于緩解中國耕地壓力、穩定糧食安全形勢具有重要作用。為此，應加強對森林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可充分利用林下環境陰涼潮濕的特點，發展食用菌種植、中藥材種植等產業；充分利用部分光熱條件較好、地勢相對平坦的山區灌木林地，開展規模化特色種植。充分利用草地資源，在草場的生態承載范圍內，合理開展畜牧養殖活動。合理利用濕地資源，可通過稻蝦共生、桑基魚塘等方式，探索濕地資源有效利用與合理保持相結合的經營方式。進一步開發江河湖海的水產資源，2013—2021年，中國人均水產品消費增長了36.28%（見表3），未來隨著人均收入的增長和膳食結構的改善，這一消費量還會繼續增長，未來應當通過開展科學養殖、合理捕撈，更好地滿足居民的消費需求。在對中國現有自然資源進行開發的同時，應堅持可持續發展和生態友好的原則，避免竭澤而漁的開發方式，在充分考察評估環境承載力的基礎上進行合理開發和利用，充分防范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等風險。
作者孔祥智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何欣瑋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轉自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農業經濟研究》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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