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想要闡明的觀點是：一、絕不要幻想通過全國上下在一定時期內轟轟烈烈的努力，便可解決好一切“三農”問題。因為這類問題不僅在凡有農村、農民和農業的國家或地區都普遍存在，而且也絕不能一勞永逸地求得解決。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因此，對我國的“三農”問題，雖不能消極拖延，但必須從長計議；二、改革開放雖使我國解決了許多過去存在的“三農”問題，但并沒有解決掉過去存在的所有問題，而且它本身及其所造成的社會環境，還帶來了不少新的問題，并使在過去的社會條件下不怎么突出、尖銳的問題，變得突出和尖銳了。我們絕不要幼稚地認為，改革開放可以包治百病，更不能將其作為萬能法寶到處呼喊和使用；三、我國當前面臨的一些重大的“三農”問題，主要是由社會轉型帶來的，具有客觀的必然性。它們現在之所以顯得十分復雜、深沉和很難應對，是由于其中摻雜了很多人為因素，即我們過去在農村工作中的指導思想和重大舉措，違背了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和社會轉型期的三大歷史進程。要牢記這種教訓，避免今后重犯類似的錯誤。
[關鍵詞]“三農”問題/改革開放/社會轉型/三大歷史進程/社會分化/體制性貧困與機遇性貧困/農業合作組織與合作經濟
當中國正竭力加快現代化的步伐并開始著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時候，一大堆“三農”
問題卻像太行山與王屋山那樣，擋住了這個正在崛起的東方文明古國的去路。這類問題，雖然很早便已存在并長期嚴重地影響了整個國家與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引起人們廣泛關注、重視，卻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學術界與許多熱心的實際工作者對它們的較為系統的研究，也大致如此。現在，“三農”問題幾乎成了全民上下都在議論在中心話題，黨和政府也已將其作為需花大力氣予以解決的重要任務，并已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中國已面臨的各種“三農”問題，卻并未見得有多大緩解，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和見解，也還相當紛繁；而政府為之所采取的應對措施，則缺乏明確、整體的戰略，步調也不夠一致，因此收效不大。
這似乎表明，我們對現在的“三農”問題，無論就認識和研究來講，或是實際應對來講，都還任重而道遠。
本文不是要就我國當前所面臨的某一確定的“三農”問題，進行新的探究，而僅僅是表達了筆者在對自己和他人以往的有關研究的反思后，所產生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主要關注的是思想認識方面的問題，而不是實際應對方面的問題。
一
“三農”問題，并非當今中國的特有現象，也不是經濟和社會后進的國家才會有，而是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一切存在著農民、農業和農村的國家或地區，都會發生與面臨的社會問題。所以，除了像新加坡那樣的城市國家外，當今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會置身于“三農”問題之外。事情的差別僅僅在于，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時期，會因具體情況和所處社會歷史條件的差異，要面臨不同的“三農”問題，或使它們都面臨的同樣問題，在嚴重程度、表現、特點及解決難度上，存在著差異。例如，農民的貧困問題，時至今日無論在發達國家或在發展中國家都存在，但前者主要表現為相對貧困，后者則更多地表現為絕對貧困。由于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在全民中所占數量極少（如現在美國從事農業的勞力只占全國就業勞力的2.5%左右），而支農經濟實力又極強、支農力度往往很大（如美國政府直接支農的財政支出，早在上世紀70年代，便僅次于國防及教育福利支出而位居政府各項支出的第三位，當時大約每14美元的政府支出，便有一美元直接用于支農和補貼農民。
法國政府近年來向農民提供的各種補貼，人均每年達4萬多元人民幣），因此，發達國家所碰到的“三農”問題，其解決難度，便比發展中國家所碰到的同類問題，要輕許多。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發達國家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其農民中的貧困問題，也不意味著它們不會發生與存在著長期、棘手的“三農”難題。所以，時至今日，美國農村仍存在著數量可觀的貧困人口，其相對數常常比城市貧困人口要多一倍；而號稱今日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卻至今都未解決好其長期存在和十分棘手的“三農”難題。
舉出上述情況，并不是想使國人“寬心”，更不是要掩飾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三農”問題的嚴重性與緊迫性，而只是想說明，“三農”問題在中國將長期存在，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哪怕我們在若干年內化解了當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甚至超越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而使中國躋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情況也會如此。因此，對“三農”問題的研究與應對，絕不能幻想通過全國政要和民眾在一定時期內上下一致轟轟烈烈的努力，便可徹底完成其歷史任務，而應樹立長期艱苦作戰的思想，既隨時準備扎實、努力去研究和解決已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又隨時準備扎實、努力去探討和解決尚未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
二
如果我們對當前中國所面臨的“三農”問題作一些歷史回顧，便可以發現，它們中有些問題（如農民的貧困或農業生產的困境），在改革開放前比現在還嚴重，甚至嚴重得多，但當時卻未被國人所正視，而現在這些問題已較過去緩解了，甚或大大地緩解了，人們卻大喊大叫了起來。這是為什么？
原因是“三農”問題，像其他許多社會問題一樣，在人們未警覺它們之前，是作為一種普通的社會現象存在和呈現于人們的眼前的。這類現象，要在人們的觀念里轉化為“社會問題”，除了其性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日益暴露出來并被許多人所意識外，還要取決于許多其他的社會條件。而要使這類現象被人們視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并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反應，除了這類現象對社會影響的嚴重性和廣泛性外，往往還要取決于它們與其相關現象的相互映照而在人們觀念中形成的強烈反差。反差愈大，反應也愈強。
拿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農民的貧困問題來說。在人民公社時期，大陸中國農民幾乎毫無例外地處于長期、普遍的貧困之中。如直到1978年，大陸數億中國農民所擁有的自有財產，包括住房在內，總數還不足800億元，每個農戶平均不足500元。①
但是，由于這種貧困是在“集體經濟”的社會條件下存在和發生的，“集體經濟”的某些社會功能對它有緩解作用與掩飾作用，它也就難于被局外人清楚地意識出來。至于處身于其中的廣大農民（公社社員），則因為“身在廬山中”，已經對貧困視而不見，或者說已經習以為常。不僅如此，在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斷在農村開展的政治運動的左右下，尤其是在這些運動中所貫徹執行的“依靠貧下中農”的“階級路線”的左右下，當時中國大陸廣大的農民中甚至被培植產生了這樣的觀念：貧窮不僅不是什么問題，而且是一種“光榮”，即所謂的“窮光榮”。既然如此，中國大陸農民當時普遍存在的貧困，也就不可能作為一種社會問題被揭示了出來，更不可能引起全社會的關注。當時中國大陸的整個社會情勢及城市居民的境況，也確定了這一點：全社會都還未出現明顯的貧富分化；城市居民雖不像農民那樣普遍貧困，但也普遍的不富裕，二者的差別并不很大。
當然，在人民公社時期，對大陸農民的真實狀況早有所察覺并挺而為農民說話的人還是有的。但他們的言行，卻由于政治方面的障礙（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意志主宰一切）和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忌諱、甚至拒絕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貧困現象），不僅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和結果，而且還遭到嚴酷的打擊。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因此而受到殘酷的政治迫害，連彭德懷這樣在黨和國家中享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人，也未能幸免。這樣一來，要使過去大陸農民普遍的貧困現象，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來，當時便完全不可能。
把中國大陸農民的貧困作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提出來，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這種情況之所以會出現，一方面是由于改革開放雖很快改變了大陸農民普遍貧困的狀況，但卻從未消除農民中的貧困，而且陷入貧困中的農民數量一直很巨大（如上億的人口），另方面則是由于改革開放之后的社會環境，已經使任何掩蓋農民貧困狀況的政治企圖難以得逞，人們已爭得較多獨立觀察與思考的自由，去關注和研究農民的真實處境。
改革開放之后，大陸農民貧困的一些新的情況和其發生的相關社會背景，也使這種貧困必然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并逐漸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這些新情況和其發生的相關社會背景是：
1.農戶個體的機遇性貧困取代了原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性和體制性貧困。這后一種貧困，是由公社體制造成和決定的，改革開放消除了這種體制，也就消除了由其直接產生的集體性和體制性貧困。但改革開放并沒有、也不可能給中國大陸所有農民造就同樣的脫貧致富的機遇和社會條件，而是使其中部分人享有了這樣的機遇和條件，另一部分人沒能享有這樣的機遇和條件。其結果便是，前一種人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脫貧致富了，后一種人則沒有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而繼續處于貧困。這樣一來，事情便不僅涉及農民貧困本身，而且也涉及廣大農民同改革開放的關系。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漸深入，處于貧困狀況的農民們所遭遇的脫貧致富的社會條件迄今不是越來越有利、機遇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不利、機遇越來越少。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切。
2.農村“集體經濟”的瓦解或名存實亡，使原來對農民的貧困有一定緩解作用及社會保障作用的社會功能，也一齊消亡。這使許多貧困農戶常常無依無靠，其處境比人民公社時期還差。
3.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大陸廣大農民的收入雖然大大地增加了，但其社會性支出及負擔，也驚人地增加了。如果僅就農民從農業收入中獲取的好處與其新增的社會負擔相比，后者要超過前者許多倍。例如，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從售糧中增加的年收入，大約比過去增加了將近10倍，而他們為自己的子女上小學、中學而增加的學費支出卻增加了幾百倍、甚至上千倍。②
改革開放前，農民供養的鄉干部，一般每鄉不過十來個人，現在卻要供養上百或數百人。此外，還要承擔數不清的稅費。這對廣大貧困農民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由此而常衍生出許多社會事件和悲劇。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強烈反應。
4.改革開放之后，在我國現有的農業體制及社會條件下，嚴格意義上的農業（種植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已越來越成為無利可圖的行業，土地則逐漸變成了農民的社會保障。從事種植業種地的農民，其產出與投入之比，常常是負數。而我國大陸的貧困農民，除牧區外，基本上都是被困在種植業中的，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別無求生糊口的門路。這樣一來，他們也常弄得越來越窮困。
5.全社會分化現象的廣泛出現和日趨嚴重，造成了貧富對比的巨大反差，從而使農民的貧困問題更為顯眼和突出。現在，中國大陸已出現不少資產以千萬和上億計的富翁。據2003年初《新財富》雜志的披露，他們中的前400人所擁有的資產，已達3000億人民幣。
此數是我國尚較貧困的省份貴州省2001年全省GDP 總數的三倍。③
如果我們假定同一時期大陸貧困農民的年均純收入是每人1000元，那么，這400人當年所擁有的財富，便相當于3億貧困農民一年的總收入。實際上我國大陸貧困農民每人的年均純收入只有幾百元，而在貧困集中地區，則一般都不足500元。如此巨大的貧富反差，在還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并宣告共同富裕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標的中國，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震驚。
通過以上的敘述，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一些認識：改革開放及其造成的新的社會條件，雖可利于解決大陸農村過去產生的一些舊的社會問題（如農民的普遍貧困），但也可能帶出一些新的問題，或使原來的不尖銳、不突出的問題，變得尖銳和突出了。今天我們面對的“三農”問題，便是證明。這說明，我們對任何改革開放措施都不應期望過高，更不能把“改革開放”作為一種萬能法寶到處呼喊和使用。其實，改革開放本身也會造成某些社會問題，包括人們能意料的或不能意料的。如農產品市場的對外開放就會造成對我國農業的巨大沖擊；而現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則使廣大農戶在市場經濟條件常常四面碰壁。
所以，我們當然要堅持繼續改革開放，但也要隨時警惕和注意由此而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
三
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三農”問題，有的是由于社會轉型必然帶來的，而且也是轉型過程的自然表現，如大量農民由第一產業向二、三產業的轉移及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現象（如民工潮及其他流動人口問題）；有的則是由于我們過去的指導思想及重要舉措的失誤而造成的。這種失誤雖然也表現為具體工作的種種不當，但主要是表現為它違背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和基本趨勢。由于這種失誤，原來因社會轉型而帶來的某些客觀的“三農”問題，不僅帶上了濃厚的人為色彩，而且也變得極為復雜、深沉和很難對付了。
例如，當代世界的歷史經驗已反復向人們表明，任何國家，在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中，都必然會發生不可抗拒的三大歷史進程：一是大量農民脫離土地由第一產業流入二、三產業；二是與上一進程相伴隨的城市化進程；三是小農經濟的瓦解、消失而代之以各種現代的農業經營形式。由于上述三大歷史進程是巨烈的社會變遷，并且都和農村、農業、農民密切相關，所以，它們不僅會引起全社會的震蕩，而且也必然要帶來各種“三農”問題。如小農的大量破產、農村的暫時凋敝以及大量無業農民流落城市等等。
但是，這些問題，只要上述三大歷史進程無人為阻礙而進展自然，那么，它們都不會變得極端復雜、深沉和難以對付，并會隨著一個國家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實現，而得到妥善的解決。這是世界上許多先進國家已表明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后，在一種錯誤的“社會主義”理念的支配下，我們在農村工作的許多所作所為都不是順應上述歷史方向和三大進程行事的，而常常是有意無意地逆上述歷史方向和三大進程而行動。例如，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起，我們起初是用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禁錮在土地上，并采取政治高壓手段限制其人身自由，隨后又通過政策法規形式（如戶籍制）制造了延續至今的二元社會結構，把數億農民關閉在城門之外。這樣一來，中國大陸農民脫離土地投奔他業的歷史進程以及城市化進程，雖不能說被絕對、徹底地打斷了，但卻至少可以說遭到了嚴重的阻礙和破壞。當今中國面臨的“三農”問題，之所以顯得十分嚴重復雜，應付起來極其棘手，便主要是上述原因造成的。
新中國成立不久，我們推行農業合作化改造小農經濟，應該說是符合現代的歷史發展方向和前述三大歷史進程的。但我們不是將農民視為這一歷史進程的主體，引導和幫助他們自愿地組織起來建立各種獨立自主的經濟體，而是將農民視為“改造對象”，通過各種政治和行政手段，把他們納入了自己設定的便于政府從上至下層層管到底的全控機構。這樣一來，原本符合當今歷史發展方向和進程的對小農的改造，便無形中被扭曲成了對全體農民的嚴密控制，而農業合作化則被扭曲成了農村和農民對各級行政機構的隸屬化。中國大陸農民后來普遍地陷入我們前面所提到的“體制性貧困”，其根源便在這里。中國當前面臨的一些比較嚴重和深沉的“三農”問題，也是由此而播種下來的。
上世紀80年代在我國農村普遍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包產到戶），解決了過去農業合作化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但也帶來了我們今天所面臨的難以逾越的困境：全國農村幾乎又都回到小農經濟一統天下的時代。而小農經濟既有礙于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又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社會條件和需要。要在此種經濟的基礎上使廣大農民致富奔小康，更是不可能。于是，一些原來未意料到的“三農”問題便油然而生。農民們要維持農業的再生產和像樣的生活，便不得不在農業之外去尋求出路，如果沒找到這種出路，他們便必然陷入貧困。
當然，上述情況的出現，并不是表明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本身是錯誤的，因為它是對已經嚴重束縛農業生產力的原公社體制的否定和對農民的一次新的解放。這種農業生產形式的推行，也是由農民發起和推動的，反映了廣大農民的愿望和要求。但是，這種生產形式有很大局限性，如果不把它與合作組織聯系起來納入合作經濟的軌道，便會跌入小農經濟的泥潭。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們雖然認真努力地在全國農村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制，但都幾乎完全忽視了新的合作組織與合作經濟的再造事業。時至今日，仍罕有人為此下功夫去研究和考慮在新的條件如何去培育和創立這樣的組織與經濟。在當今中國大陸，培育和創立這樣的組織與經濟，的確十分艱難，因為我們過去在農村中搞合作化，像波爾布特過去在柬埔寨搞“社會主義”那樣左到了極端，結果把合作組織、合作經濟的名聲都敗壞了。但是，中國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如果沒有合作組織與合作經濟，其當前面臨的許多問題和困境，是很難克服和擺脫的，更不要說走向現代化了。因此，無論怎樣艱難，在中國農村中再造合作組織與合作經濟，都應是當今中國無法逃避的任務，而從現在起就在農民中大力培育合作精神，則應是黨和政府各級組織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愿新近產生的這一屆平民色彩較重的黨政領導，能認真擔負起這一責任，并在對付當前的“三農”問題中，防止各種可能的主觀失誤，特別是防止過去那種違背歷史發展方向和客觀進程的主觀失誤。
①發展研究所課題組：《農民、市場和制度創新》，《經濟研究》1987年第1期。
②李昌平：《我的困惑》，《讀書》2002年第7期。
來源:中國社會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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