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經驗與借鑒

時間：2021-10-22 作者：胡冰川來源：農業農村部管理干部學院學報點擊次數：128665

摘要：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中，存在共性因素與一致性特征。梳理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歷程，特別是，對照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發達國家的農業農村發展，能夠觀察到農業生產方式、農產品供應、農業技術進步以及農村居住形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通過對照發達國家的經驗，不難發現既有的城鄉一體化發展仍然是基于傳統二元視角的人為建構，而未來現代化的路徑更傾向于一元化的內生演進。顯然，生活在“農村”的未必是“農民”。我國正處于向高收入國家的過渡階段，通過汲取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經驗，總結有關農業專業化、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業支持保護等方面的啟示，探索適合中國發展的內生演進路徑尤為重要。

關鍵詞：農業農村現代化；勞動生產率；城鄉一體化；糧食安全

一、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基本意涵

（一）農業農村的空間可分

從工業化以來，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的功能不斷分化，最為典型的表現是生產和生活在空間上的分離。工業化以前的農耕文明時期，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其生產生活的空間形態是高度統一的。農村最主要的經濟活動是農業生產，而生活在農村區域的都是農業生產者。盡管在農村的居住形態更多地表現為聚居，其中少部分聚居形態在歷史上演化為城鎮，但是絕大多數仍然是農村形態，居民的收入來源仍然是農業生產，而非其他形態。這一情況隨著工業化進程發生較大變化，尤其是現代生產力要素的引入，使得城市與鄉村的生產生活形態都發生了很大變化。

在現代城市中，工作通勤時間不斷延長似乎是“現代化”的特征。同樣對于農業生產而言，當集約化水平的提高、“房前屋后”的就近勞作模式日益被摒棄之時，農業農村的空間可分性便快速顯現出來：居住在農村未必從事農業生產，從事農業生產未必居住在農村。在美國歷史上先后發生了兩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南北戰爭到20世紀初，其典型特征是勞動力不再無限增長，工資率隨生產效率開始提高，這與當前中國工業化進程大體相似。在這一過程中，能夠明顯地看到農業與農村在空間上的分化。

1870年南北戰爭結束之后，美國城市化率為25.7%，農業就業人口數為679萬人，占農村人口比例為23.7%，如果按照一個農業就業人口負擔4口之家，此時農業生產和農村居住在空間上是高度重合的；到1930年，美國城市化率為56.1%，當年農業勞動數量大致為1060萬人，農業就業占農村人口的19.6%，此時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空間開始走向分離；1960年美國農村就業占農村人口比例下降到10.7%，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空間呈現大幅分離的形態；2019年美國城市化率為82.5%，農村人口占比為17.5%，其中農業就業人口占農村人口比例為4.5%，也就是說，當前美國農村人口當中，大多數并不從事農業生產。

表1 美國農業就業與農村人口關系變化

數據來源：美國人口數、城市化率數據來自美國勞動統計（https://www.bls.gov/），1960年以前農業就業數據來自LaborForceandEmployment,1800—1960（http://www.nber.org/books/brad66-1）；2019農業就業數據來自美國農業部經濟研究局（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chart-gallery/gallery/chart-detail/?chartId=58282）

通過美國工業化以后越過劉易斯轉折點以來的農業農村發展來看，隨著現代生產要素和生產方式的引入，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空間已然不構成生產生活的必然界限。不僅如此，農村社會的政治空間和經濟空間也在日益分離^[1]。所以，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特征來看，空間功能上的分離是重要特征。當我們無法獲得對“現代性”的一致描繪時，不妨反向思考：如果一個社會，仍然需要沿河居住以便就近取水，仍然需要房前屋后進行勞作，那么顯然缺乏靈便的載具，顯然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能力極端低下，因此也談不上現代性。因此，空間的可分性構筑了農業農村現代性的重要特征。

（二）要素專用性的不斷提升

不僅是農業農村現代化，實際上，貫穿整個現代化的另一個特征是要素專用性不斷提升。從表現來看，一是既定要素的可替代性，二是不同要素組合的特定性。從通識來看，在農耕時期屬于“少了誰地球都一樣轉”，但是工業革命以后“少一個螺絲釘都不行”，這其中反映的正是要素專用性的差異。農耕時期，最主要的生產要素是人、畜力、土地、氣候。這些要素在發揮生產力作用時，往往表現為通用性，即可替代性。不僅是農民個體之間的可替代，換一塊土地，仍然可以繼續農業生產，產出也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例如風磨坊、水磨坊、畜力或人力驅動的磨坊，近乎完全可替代。同時，要素組合相對較為松散，燒畬開荒、奴役勞動、土地租佃……都可以成為特定環境下生產要素組合，這些差異性組合并未對產出有實質性影響。
英國工業革命始于紡織行業的工業化。傳統意義上，紡織行業是依附于農業生產的手工業，但是隨著紡織機械的發明與改良，紡織行業生產效率發生了革命性變化。這種生產效率的提高，作為要素專用性提高的結果，在形式上不僅是其他要素難以替代紡織機械的工作，同時也使得紡織機械也不能生產其他產品；除此之外，紡織行業的效率提升也使得要素組合更為特定，資本雇傭勞動快速取代其他要素組合。最為典型的是美國，當美國農業仍然身處奴隸制時期，美國紡織工廠則采取有償勞動方式迅速推動了美國第一次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之后，并沒有因為現代化程度提高而削弱要素專用性，反倒是進一步推動了要素專用性的提升。簡而言之，農業機械數量并沒有因為農業機械對勞動的替代增加而減少，反倒是隨著農業機械使用的增加而增加了。美國農業機械發展具有典型性，從1868年第一次嘗試使用蒸汽拖拉機，到19世紀20年代拖拉機的廣泛使用，再到19世紀50年代的聯合收割機，時至今日已經形成了從耕種收到智能農業裝備的復雜形態。要素專用性的趨勢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越來越明顯，最近一些年來，新疆采棉機的大規模應用便是現代農業要素專用性的體現，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表現。

（三）勞動地位的不斷提高

從人類適應自然、改造自然的漫長歷史時期來看，勞動相對其他要素的地位始終在不斷提高，這種相對地位的提高可以認為是人的現代化的基礎。在封建時代，王權更迭和宗教發展始終伴隨疆域變動，人類勞動相對于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價值很低。對此，只不過在生產力條件相對低下的歷史階段，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足以越過人類生存門檻，人口數量變化更多地依賴自然條件，此時勞動的相對地位無法顯現。隨著新大陸發現、英國工業革命完成，人口增長對自然資源的依賴逐步下降，資本的相對地位快速上升。這是因為資本的效率要高于其他要素。盡管人口數量較歷史時期出現大量增長，但是進入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以后，重要的特征性事實是勞動“無限”供給時代結束，勞動回報隨著勞動生產率提高接近同步增長，勞動的相對地位不斷提高。

在此，對勞動“無限”供給的理解，其中也包括強迫勞動，其本質在于勞動生產率在邊際上幾乎零增長，并非是因為勞動市場的供需失衡。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代化的經濟本質在于邊際勞動生產率的持續增長，即足以推動經濟社會形態變化的進步力量，而單純的要素數量增長更多的表現為發展力量。至于在工業化城鎮化初期，同步出現勞動生產率提高和勞動數量“無限”增長，使得勞動回報并沒有與勞動生產率提高相同步，這只是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現象，實質是勞動要素優化配置的時間滯后性，例如勞動者素質提高、法律規制完善等。放在較長的歷史時期當中，這種階段性是可以忽略的。

人類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實現形式是智慧勞動對一般體力勞動的更新，高級智慧勞動對低級智慧勞動的更新。工業革命以來，機械化實現了對人類體能的極大擴展。農耕文明時期，人類能夠獲取的最大的動力莫過于風力、水力、畜力，而蒸汽機的發明和改進使得人類的動力來源得以極大擴展。此后電力的出現和廣泛應用又更進一步，這些都可以歸為人類智慧對體力的更新。隨著計算機的發明，相當一部分人類低級智慧勞動被算力替代，高級智慧勞動對低級智慧勞動的替代正在推動勞動生產率的增長。
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已經實現了一輪農業革命，其代表事件是農具改良、輪作制度改進和選擇性育種，結果是帶來了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農業產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長。在1770年前的一個世紀中，英國農業產量的增速超過了人口增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隨著工業革命推進，帶來了財富效應，1801—1900年間，英國的人口年均增速為1.2%，超過農業產出增速2倍；與此同時，新大陸和殖民地通過貿易輸入彌補了農業產出的不足，使得工業革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可以持續。

實際上，工業革命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高通過工資率的上漲推動農業勞動向工業轉移，間接地又促進了農業勞動效率的提高。至于市場供需平衡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則屬于兩個范疇。在討論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時候，對于農業產出的數量平衡與生產效率提高需要辯證看待。

二、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具體表現：特征性事實

（一）鄉村凋敝：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異步性

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分別從屬于兩個體系，農業現代化更偏向于經濟領域的現代化，主要衡量標準是勞動生產率；而農村現代化更偏向于社會領域的現代化，其衡量標準應該是多元的。從直覺來看，現代化應該是同步發展的：不可能在一個落后的農耕條件下存在一個高度復雜的城市形態，也不可能在一個先進的工業社會存在傳統村落。從實踐發展來看，前一種情形確實不存在，但是后一種形態則是現實存在的。尤其是工業化初期，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先進工業與傳統村落并存的歷史現象。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的異步性，即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異步性，本質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異步性。具體來看，先進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率提升速度更快，而人類生活習慣、文化、宗教等社會變化顯然慢于生產變化，從而使得農業農村現代化呈現出發展的異步性。同樣地，如果將這種現代化的異步性置于更長的歷史階段，那么便可以忽略不計了，即：現代化發展整體是同步的，但是在特定階段存在一定的異步性。

這種現代化的異步性并不僅存于農業農村發展當中，當然也表現為城市與鄉村在現代化發展當中的異步性。在現代化發展的實踐中，異步性都是特定階段的產物。正是發展異步性的差別，導致了在特定歷史階段，工業和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在形態上存在較大差別，這種差別就形成了社會意識層面的“鄉村凋敝”。必須明確的是，“鄉村凋敝”的現象是對比反差的結果，并非鄉村自身的問題。作為工業化的副產品，無論是歐洲的英法德，還是美國、日本一直都無法回避“鄉村凋敝”的現實認知。

如果這種社會意識和主流價值觀產生了矛盾，或者說人們認為“鄉村凋敝”是不可容忍的，那么就會實施人為的干預。例如1932年英國出臺了《城鄉規劃法》，二戰以后法國先后頒布了《莫奈計劃》和《第二個現代化和機械化計劃》，英國頒布了《農業法》都是應對“鄉村凋敝”的歷史情形，這也間接說明了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的異步性。

當然，如果將“鄉村凋敝”當作一個必然現象，那么社會意識將會增加包容性，而這種包容性本身也是一種現代性。

（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同步提升

通過英國工業革命的經驗進行梳理，不難發現：英國農業生產效率提高增加了農業產出，減少了農業勞動力，從而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隨著工業革命大幅提高勞動生產率，并帶來了財富效應，使得人口快速增長，國內食物供應出現短缺，海外農產品的大量進口繼續支撐了工業革命；之后，工業革命的成果，例如農業機械和農用化學品的普及，又大幅度提升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并最終使得農業產出增長與人口增長相平衡。

反觀美國工業革命的發展，與英國之不同在于：一是美國沒有經歷過初始農業積累自發演化形成工業化的階段；二是美國農業生產稟賦更優越，因此并沒有經歷主食進口彌補資源不足的情況。兩國相同之處在于，隨著工業化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接近同步提升，即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大體一致。

對照英美兩國的歷史經驗，工業革命對農業發展盡管存在領先，從勞動生產率變化角度來看，兩者之間差異并不大。如果存在長時間的勞動生產率差距，那么會通過產業就業結構變化得以修正。這種行業差距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異步性不能等同。總體來看，就經濟發展而言，農業現代化與工業革命，或者說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提高是同步的。這就意味著，在工業化快速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背景下，農業現代化勢必將會出現同步提高。

從表現形式來看，不同于工業化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提升表現為產出增長，由于農產品總需求的特定性，大部分地區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以要素投入下降為標志的。從投入產出角度來看，單位產出增長和單位投入下降都是勞動生產率提升的表現。當然也存在反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表現為產出增長，荷蘭就是典型。1950—60年代，農業全要素增長率為年均2.2%，1960—70年代為3.7%，1970—80年代為3.3%^[2] ；同比的，1950—60年代，荷蘭全要素生產率為年均增長為1.1%，1960—70年代為1.5%，1970—80年代為1.2%^[3]，出現了農業全要素生產率高于全社會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情況。更為直觀的，如果以人均附加值來衡量的話，1929年以來，荷蘭農業人均附加值一直超過制造業。

之所以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更多時候表現為投入下降，主要源自人口與食物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生物能源發展之前，發達國家往往已經實現人口總量穩定，從而導致了食物消費的飽和。在技術條件不變情況下農業生產的效率提升往往表現為投入下降，最典型的就是農業勞動人口數量下降。

（三）食品保障與農業農村現代化

對中國而言，更偏向關注食物短缺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按照當前中國勞動生產率衡量，已經越過了糧食安全的早期階段。在可見的未來，中國食物消費將會迅速趨于飽和。但是，從記憶和文化來看，中國仍然有相當數量的人經歷過饑荒，留有深刻的饑荒記憶；加之東方文化中“居安思危”的成分，使得糧食安全成為社會意識的主流形態。透過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從必要性來看，食物供應的確是工業化初期重要的物質積累，如果沒有足夠的食物就會陷入馬爾薩斯的人口危機。

在現代化的概念中，除了工業化、城鎮化等概念之外，全球化也是其中一個部分。無論現代化的表現形式如何，開放市場始終是現代化的應有之義。需要看到，工業革命之后的地區性與全球性的饑荒仍然存在，但是這些饑荒與工業化、城市化的關系不大。從工業化歷史的概率來看，工業化之后全球饑荒的發生率和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單純從工業化程度和饑荒發生率的兩組數值來看，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反向關系。1960—2018年間，全球營養不良人口從13.3%下降到8.9%，而工業化國家在更早時期就消滅了饑餓。

如果說農業革命或農業產出增長為工業革命提供了物質基礎的話，那么隨著工業革命帶來勞動生產率提高，不僅間接提高了本地農業生產效率，同時也提高了貿易效率，從而在開放條件下獲得更穩定的食物保障。對于食物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系，顯然二者早期的關系較為緊密。但隨著現代化的發展，食物供應的重要性是不斷下降并最終從現代化的體系中脫離出來，不可能在一個存在糧食安全風險的社會構建“高水平”的現代化，也不可能在一個“高水平”的現代社會出現糧食危機。

其原因在于，人類食物攝取量從最低水平到最高水平之間存在較大的空間。如果說尚未達到食物消費的最低水平，此時的工業化往往沒有實際意義。在一個人類生存都面臨挑戰的社會，不可能具備勞動生產率提升的人力資本條件。相對而言，如果用恩格爾系數作為指標的話，那么30%的恩格爾系數可以作為現代化的門檻。目前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其食物供應基本上實現了最高水平，2019年美國恩格爾系數為9.5%，2020年中國為30.2%。食物消費占比越低，食物消費總量越大，需求的飽和程度越高。對于現代化的過程來說，其中的一個標志是食物從短缺走向過剩。

概括來說，食物與農業農村現代化之間，在過程當中，食物供應增長和保障水平提高是必然的。就結果而言，現代化的一個結果就是遠離食物供給不足。

三、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方位及未來趨勢

2020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正處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過渡的階段。從參照系的選擇來看，不少觀點認為，應當選擇主要發達國家在人均1萬美元階段的時期，即1980年代。實際上，當前的高收入國家整體在1980年代進入人均1萬美元時代。但是從參照系選擇來看，使用絕對指標存在一定的偏差。其一是人均產值包含很強的價格因素，今天的物價水平與歷史時期不具有可比性；其二是人均產出的絕對值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存在歷史錯位。以美國為例，1980年代，盡管此時美國經濟增速仍然維持在7%的中高速增長階段，但是此時美國城鎮化率達到70%—80%階段，已經處于城鎮化的成熟期，農業產出已經下降到總產出的2%。經合組織國家在1980年代的發展狀況大致類似。如果用1980年代作為參照系的話，與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是存在錯位的。

當農業農村現代化的發展階段并不是直接對照發達國家在人均收入1萬美元的發展階段，那么從合理的參照系選擇來看，采用相對指標，例如城鎮化率、經濟增長率、農業產出占比等將會更為貼近。按照相對指標構建的參照系來看，現階段的中國更像是二戰以后的工業化國家。以美國為例，1945—1960年間，城鎮化從60%增長到70%，這一階段GDP平均增速約為6%，農業產出占GDP比重降到7%以下；又如1960年代的日本，城鎮化從60%增長到70%，GDP平均增速為14.5%，農業產出占GDP比重從12.8%下降至5.9%；其他發達國家的狀況大致位于美國、日本之間。整體來看，盡管當前中國人均GDP為1萬美元，但是從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階段性來看，更接近當前發達國家在1945—1970年間的情形。其實，很難直接獲得精確的時間范圍，但是通過相似性的經驗借鑒來看，當前中國發展階段更接近主要發達國家1960—1970時期。對照這一時期的發達國家農業農村發展情況，存在明顯的共性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農業產出占比下降，食物消費趨于飽和，農業政策由產出導向轉為收入導向

對此，不妨選取日本作為典型加以說明，日本在發達國家當中，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相對較為落后。在1960—1970年間，日本國內食物供給總量迅速增長^[4]。根據日本營養調查數據，1970年日本人均每天攝取的熱量、蛋白質、脂肪三大營養指標分別為2210千卡、77.6克、46.5克，1960年的相應指標分別為2096千卡、69.7克、24.7克，即便是對照后期的相關數據，也不難發現這一時期日本的食物營養狀況已經處于較好狀態。
對日本而言，產生的另外結果就是食物自給率快速下降（見表2）。這一點是日本所特有的現象，作為農業資源存在硬約束的國家，為了確保食物供應不得不增加海外進口，只不過在工業化、城鎮化的背景下具備了配置海外農業資源的條件。

表2 日本食物營養及食物自給率變化

資料來源：熱量、蛋白質、動物蛋白、脂肪、鈣指標來自日本營養統計（NNS）；自給率來自日本總務省統計局。

可以認為，在食物供給方面，日本在發達國家當中是相對落后的，盡管類似國家還有英國、荷蘭、瑞士。除此之外，其他發達國家在1960年代不僅解決了食物的穩定供應，甚至還出現了農業產出的相對過剩，由此農業政策從傳統的產出激勵轉向收入支持。其中最為典型的是歐洲共同農業政策，在1970年代以后開始出現明顯轉型。如果說1950年代歐洲剛剛結束二戰仍然存在食物短缺的話，1962年開始的共同農業政策在初期仍然有產出激勵和貿易保護的話，那么到1970年代就轉向農民收入和農村發展目標，包括采取產出配額、鼓勵生產多元化和農產品品質提升、支持農民收入、促進環境景觀等。以法國為例，1960年法國農產品貿易仍然處于逆差狀態，農產品出口只有進口的60％，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就出現了少量盈余，此后則成為常態

（二）在工業化的拉動作用下，農村人口快速向城市轉移，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生產者收入快速提高

整體來看，目前的發達國家基本在1970年代完成了工業化。在工業化過程中，最主要的特征是傳統農業生產部門向工業制造業轉移勞動力，其內生機制也是明顯的：工業部門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勞動報酬要明顯高于農業。1960年法國農場數量為213萬個，到1970年減少到159萬個，1990年減少到94萬個，至今這一數量仍然在減少；同樣地，所有發達國家都是這樣的趨勢。如果說當前的農場數量減少是因為受到全球農業競爭力的被動影響^[5]，那么1960年代的農場數量下降則是受到工業部門的勞動生產率領先的影響。能夠看到，1960年以后，整個發達國家農業就業人口大約下降了2/3以上，堪稱歷史以來農業就業下降速度最快的時期（見表3）。

表3 發達國家人口與農業就業變化

資料來源：SearchingforCommonGround.EuropeanUnionEnlargementandAgriculturalPolicy.(FAOAgriculturalPolicyandEconomicDevelopmentSeries-1)，http://www.fao.org/3/w7440e/w7440e00.htm#Contents.

伴隨著農業就業人口減少，傳統意義上的“人地矛盾”趨于緩和，農民收入快速上漲。可以想象：如果農業與其他部門工資率不能同步的話，那么勞動力和人口轉移將會一直持續。盡管當前發達國家農業人口仍在向城市轉移，但是原因卻呈現較大的差異。從客觀上來看，1960年代以后，正是得益于勞動力和人口轉移，發達國家農業生產者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從發展趨勢來看，以美國為例，1960年農場的平均收入為3228美元，同期城市居民的收入為5940美元。經過30年發展，到1990年美國農場收入大致與城市收入持平。日本1960年農戶家庭年均收入為44.3萬日元，同期非農家庭收入為49.1萬日元；1970年農戶家庭年均收入達到159.2萬日元，超過非農家庭的135.5萬日。

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代以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縮小了農業與非農部門的工資差異，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發達國家對農戶的收入補貼。從現實來看，今天發達國家的城鎮化普遍超過80%。即便如此，農場數量仍在減少，規模仍在擴大，農業人口仍然在向城市轉移。顯然，農業與非農部門之間的效率差距在多數國家并沒有消彌，同時在農業競爭全球化的背景下，農業生產效率的變化不僅存在于本國的部門之間，同時也存在于區域間的比較。無論如何，最終的結果都是朝向穩定的均衡狀態，即：區域農業部門的勞動收入與非農部門相一致，農業生產效率也會形成區域之間的一致。

（三）農村社會形態發生深刻變化，傳統村居形態逐步演化為城鄉一體化發展，城鄉之間的鴻溝逐步消除
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時產生兩個結果：一是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另一個是總人口數量下降。這也帶來農村人口數量的迅速減少，鄉村凋敝也成為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伴生結果。如果說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歷史自發演化的產物，那么城鄉一體化發展、消除城鄉鴻溝則是工業化后期的人為建構的結果，但是這一目標的最后實現可能與人為建構存在偏差。

例如，法國在二戰以后，隨著工業化發展，出現了大量農民外遷，鄉村人口衰退，城鄉對等關系被打破。這讓法國政府開始重視鄉村發展問題。1955年，為縮小日益擴大的東西部貧富經濟差距，法國正式實施以“均衡化”為目標的領土整治運動，即通過國家相關的法律法規支持經濟欠發達地區鄉村發展，實現農村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包括山地、河流和海岸的治理以及生態環境的保護等。1970年，法國頒布《鄉村整治規劃》，涉及鄉村經濟、社會、生態、空間、文化等方面，鼓勵鄉村工業和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發展。同時，對農村發展的投入從基本設施轉變為進一步改善鄉村生活條件及提升接待城鎮居民設施上。通過數十年的發展，除少數偏遠鄉村地區以外，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逐步縮小，城鄉間的人口流動也由長期以來的單向變為雙向。

包括日本鄉村振興、韓國新村運動等促進農村發展的社會現象無不是“自上而下”的結果。但是人為政策建構的農村發展畢竟是外生的，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一定條件下顯示出先進性。其優點在于將農村發展中的部分公共事務轉化為社會自覺，例如韓國新村運動之后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使得農村發展進入新階段。由于人為建構與自然演化之間存在不可避免的結構性矛盾，并不意味著人為建構的天然有效性。

舉例來看，以色列在1960年城鎮化率為76.8%，2000年提高到91.2%，2019年進一步提高到92.5%。如果說以色列的數據過于特殊，不妨再看美國的城市化進程，2000年美國城鎮化率為79.1%，2019年美國城鎮化率為82.3%，但是這一指標并沒有止步。根據預測，美國城鎮化率會繼續增長，2030年將達到86%，2040年將達到88.2%。城鎮化發展是歷史的必然（如圖1），最主要的動因來自人口的遷移；同時人為建構帶來的農村發展，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動力因素，部分鄉村通過人為建構——如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即鄉村轉變為城鎮。在這樣的情境之下，人為區分城鄉的意義已經不大了。實際上，最終結果并非城鄉一體化發展，而是生產生活形態的現代化趨同。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圖1 OECD國家城鎮化率（%）

四、經驗與啟示

（一）農業專業化生產

在農業農村現代化過程中，最直接的變化是農業專業化生產。傳統自給自足的生計農業生產迅速解體，面向市場交換的專業生產成為農業生產的主流。當農業產出的交換關系形成以后，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再以產量來衡量，而是以產值來衡量，從而在農業專業化生產基礎上形成了進一步分工。

從農產品貿易來看，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是美國。2020年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為1457億美元，農產品進口額為1359億美元；2019年荷蘭農產品出口945億歐元，農產品進口641億歐元。美國與荷蘭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農產品出口國，但是仍然要看到美國和荷蘭都存在很大的農產品進口貿易；同樣，巴西也是如此。從農產品消費來看，傳統的地域性消費快速被打破，農業專業化生產和交易使得農產品消費的地理空間越變越大。能夠看到，當前農產品出口大國往往都是農產品進口大國，從現代農業需求來看，任何一個現代國家或地區，都不可能生產滿足所有需求的農產品，農業專業化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同時中國仍然是全球重要的農產品出口國。我2020年，中國農產品進口1708億美元，出口760億美元。這也說明，中國農業是深度嵌入全球市場來進行專業分工的。

（二）城鄉一體化發展

理論上，現代化帶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趨同，城鄉一體化發展是現代化的一個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城鄉一體化不僅是傳統鄉村人口遷移的城鎮化，而且是通過人為建構帶來的傳統鄉村向現代城鎮的形態轉化。在1960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的城鄉一體化仍然是基于城鄉二元形態的人為建構，主要表現為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改進公共服務。但是這種二元形態的人為建構與現代化發展的一元性是存在結構矛盾的，能夠看到：即便是發達國家的農村發展取得長足進步，但是并沒有改變城鎮化率進一步提高的整體趨勢。這也意味著，即使人為建構所取得的先進鄉村形態，仍可能會在更長的歷史時段凋敝。

嚴格意義上，城鄉一體化的整體趨勢是一元的，而非二元的。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除了內生的人口遷移之外，只有傳統鄉村向現代城鎮的形態轉化才是可持續的。這一點實際上并非得自發達國家的經驗，更像是一個教訓。

（三）農業支持保護政策調整

從歷史脈絡來看，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斷進化。二戰結束以后，由于農業生產能力的欠缺，使得工業化國家增加對農業生產的支持，從而刺激產出增長，滿足食物消費需求，這也是工業反哺農業的基本前提。在1960年以后，由于農業生產效率快速提高，主要工業國家基本解決了食物消費問題，即便是農業資源絕對短缺的國家，也通過農產品貿易獲得了足夠的食物供應。此時，農業支持保護從農業產出激勵轉向農戶收入支持，進而轉向農村基礎設施和服務，歐盟共同農業政策的轉型具有典型性，同樣美國農業法案的轉型方向也是如此。

站在今天來看，農業支持保護又出現了新的發展方向，逐步從農業生產者的收入支持轉向鄉村風貌、農業可持續性和糧食安全的消費支持^[6]。無論是最新的歐盟共同農業政策還是脫歐以后的英國農業政策，都呈現出類似的進化方向。今天發達國家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又有了新的變化，包括政策方向越來越不傾向于彌合農業其他部門之間的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無論是扭曲的價格支持還是普惠的收入補貼——勞動生產率的彌合屬于內生問題，外生的政策則更多地偏向對公共領域或未來發展的投資，屬于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在運行過程中的調整。

五、政策建議與討論

從農業農村現代化角度出發，政策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加速事物發展的內生變化，通過政策的導向性作用，更有效的實現積極目標，就像優良品種的選育；二是盡可能地化解現實矛盾，克服潛在問題，面對情況變化需要能夠做出及時調整，實現政策的迭代更新。當前中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即將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從人類社會發展歷程來看，其中存在一些共性因素，同樣也存在一些固有矛盾，梳理歷史經驗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為了回避問題，而是客觀辯證地看待并應對問題。例如，當前的發達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出現了鄉村凋敝的情況，而且也沒有太好的方法去解決這一問題。當認識到這一問題之后，需要考慮的是城鎮化發展的真正因素，試圖通過資源導入去阻擋鄉村凋敝并不理智，反而會帶來更多的建筑廢墟。如果我們能認識到城鎮化發展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那么問題就會十分明朗。假定城市化是一元的，而不是傳統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二元思路，那么農業農村現代化與國家現代化就是統一的。

類似的現實事例有很多，回到政策討論上，在現階段，不妨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一）農業支持保護

如果當前談農業支持保護轉向鄉村風貌、消費支持可能略有超前，那么農業支持保護到底是保障農業產出數量還是保障農業經營者的收入，是需要有明確取舍的。其前置條件在于中國糧食安全到底處于什么樣的狀態？居安思危，有危機意識固然很好，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固然沒有問題，但是在農業農村現代化條件下討論糧食安全問題，實際上是相互抵觸的。不可能在一個糧食安全存在危機的社會當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早已告別糧食危機的一種形態。
回過頭來看，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國始終是農產品凈出口國，但是當時中國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近年來農產品進口增長與糧食安全并沒有太大關系，需要看到美國是全球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同時也是第二大農產品進口國，決定農產品和食品進口的是收入水平。2012年以來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農產品進口國，并不是糧食安全水平下降了，而是糧食安全水平提高了。
其原因在于：對發達國家的食物供應而言，在1960年代以后迅速越過了數量門檻，而后的食物消費變化主要是滿足多元化的個性消費需要，因此產生了大量的產業內貿易。例如美國既大量出口普通牛肉，又大量進口高端小牛肉，從而形成了農產品的雙向貿易。從這個角度出發，全球不可能存在一個現代化國家，可以生產一切自己需要的食物。直觀一點講：“在一個富裕家庭，不可能永遠在家吃飯。”

如果農業產出和糧食安全問題無虞的話，那么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就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一是對傳統農戶的生計和收入支持，二是引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主要考慮的出發點在于：傳統農戶的收入支持類似于社會保障，可以為社會穩定提供廣泛基礎；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嚴格意義上，農業支持保護政策并不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其設計初衷是支持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特別是通過提高農業社會化服務能力來促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生產效率的提高。所以，未來一段時期內，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一方面是提供農戶收入支持，另一方面要引導農業生產的效率提升。

（二）退出機制

透過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歷程，實際上觸及了一個隱含條件，即現有條件下的農戶財產權利的實現及退出。2020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3.9%，但是戶籍人口城市化率為45.4%，這個問題成為中國特有的問題。如果說早期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是源于戶籍制度，那么當前最大的影響因素則是：集體所有制條件下農戶財產權無法得以實現及退出。針對這一問題，近年來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改革舉措，例如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權作為農戶進城落戶的條件、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可以被繼承等，但是這些“補丁”措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矛盾。

以美國為例，1950年城鎮化率達到64%，2010年達到81%，至今城鎮化率仍然在持續提高。在美國城鎮化率提高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農場兼并整合，數以百萬計的農場經營者轉業轉產，1935年美國農場數量達到歷史峰值680萬個，隨后不斷下降，1950年下降到500多萬個，2010降到220萬個，2020年進一步降到202萬個。與此同時，農業用工人數也大幅下降。在這樣的轉型過程中，并未出現社會動蕩，有沒有誘發系統性風險，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也是如此。

未來，隨著人口老齡化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農戶財產權利無法得以實現和退出的話，那么農戶財產的溢價將隨時間發展而消失。原因在于：無論是宅基地、承包地還是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面對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相對價值將會持續下降，從而導致財產溢價的消失。以美國土地租金為例，如果扣除通脹因素，1970年每英畝耕地為1024美元，1990年為1214美元，農地價格并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三）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同步推進

在農業農村的空間可分性背景下，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顯然需要區別農業生產與鄉村生活兩個空間。隨著現代農業生產力的導入，無論是基于土地流轉和農業社會化服務的規模經營，還是設施農業的發展，農業生產的地理空間不再成為約束條件。例如農村居住形態已經不必過多考慮勞動工具存放。在此條件下，鄉村振興的重點并不是通過合村并居等方式提高居住密度，在遷徙自由的條件下，只要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區域之間的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人口流動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存在“上帝視角”去確定最優的集中居住區域，從而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在此，筆者并不否認合村并居在一定時空條件下的積極意義。

對此需要討論的重點在于，當無法確定最優在地城鎮化方案的前提下，從頂層設計來看，應當對農村人口的遷徙起到積極作用，或者說增加人的自由權利。從全球經驗來看，現代化是一元的，城市化的腳步不會停止，未來即使有人生活在“鄉村”，在本質上莫過于是某個空間內的低密度社區，居民大概率不以農業作為職業和收入來源，而區域內的農業生產也不會對當地居住帶來影響。如果現代化是一元的，那么現有的農戶中的絕大多數未來不會從事農業生產，也未必在鄉村生活，因此人為建構不應嘗試打破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內在機制，政策需要更多的包容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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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數據來源：

https://courses .lumenlearning.com/boundless-worldhistory/chapter/the-agricultural-revolution/.

https://pubmed .ncbi.nlm.nih.gov/880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