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顧煥章教授于1997年發表的《論面向21世紀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十大關系》，對我國農業農村發展建設方面的戰略指導價值和意義 ，堪和毛澤東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報告相媲美。文章全面論述了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必須處理好的諸如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物質投入與科技投入、生產手段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農業產業化與農民組織化、政府主導與農民主體等十大關系，對我國農業跨世紀發展戰略與途徑選擇提出了具有創見性的研究結論。
20多年過去，反觀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雖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進步，但許多問題和矛盾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是作者理念太超前還是社會進步太慢，值得深刻反思。重溫顧老文章，對現今鄉村振興戰略貫徹實施，政府與農民關系定位、農業產業化、國際農業科技借鑒等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價值和意義。
當前，我國農業跨世紀發展戰略與途徑選擇，不僅是國內熱點，也已成為國際論壇的熱門話題之一。在我們以中國農業用占世界7%的耕地，養活占世界22%的人口，支撐國民經濟快速發展而引以自豪的同時，更要充分地認識到我國農業改革與發展中所面臨的困難，如農業資源稀缺，自然環境惡化，社會環境偏緊，農業弱質性與農民素質低并存，等等。中國能夠將一個什么樣的農業帶入21世紀，中國農業能否繼續為我國經濟發展和整個人類作出重大貢獻，完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關鍵取決于如何處理好所要面對的十大關系。
第一 土地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
我國目前農業勞動生產率極低，數億人從事農業生產，這是我國農業落后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農業比較利益低的重要原因。毫無疑問，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今后我國農業的努力方向，是農業現代化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只有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才有可能提高農業比較利益，提高農產品商品率，提高農民收入提供更多剩余產品給其它部門，這是許多非農產業發展的前提。
但是，從世界許多農業發達國家現代化軌跡來看，在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的初期，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土地生產率，這種現象如出在我國，將可能引起更為嚴重的問題我國精耕細作傳統，農作物復種指數高，產量也比較高，農業機械化如果不能與農藝技術有機結合，很可能降低復種指數和農作物單產，從而降低土地生產率。在我國劇烈的人增地減、需求擴張人均糧食占有量下降的嚴酷現實約束下，難以接受土地生產率降低，從而農作物總產量降低的選擇。
這個沖突的背后，存在著深層次的矛盾：效益與產量的選擇農民的理性經濟行為目標取向是盡可能多的獲取收益，因而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內在沖動；而政府追求實物產量最大化。盡管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兩者完全可以同步提高，但是要充分認識到初期可能出現的反向關系。出路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同時，配套實施有助提高土地生產率的農業技術。
第二 有機農業與無機農業
無機農業是有機農業的對稱，亦叫做“石油農業”，指依靠無機物，即工業產品來提高農作物產量的耕作制度。在西方發達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過程中，無機農業在提高產量方面獲極大成功，一度被認為是農業發展的唯一選擇，甚至被片面理解為無機農業就是現代農業二戰后特別是60年代以來其弊端逐漸顯露，資源破壞、環境污染、成本提高食品安全性降低，因而有機農業開始從理論研究步入實踐范疇，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期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等，依靠生物的有機物來提高農作物產量。但是有機農業普遍產量較低。
有機農業在國際上盡管呼聲很高，但由于產量低成本高，難以推廣。我國農業發展正處于無機物投入不斷增長階段，強大的需求壓力，迫使我們要不斷提高產量然而，對無機農業的弊端要有清醒的認識，既要運用無機物投入增長產量，又要不斷發展科技，降低其有害性一面，努力實現兩者的結合，形成互補，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彎路。
第三 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
從農民利益考慮，必須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否則，農民不可能有生產積極性。提高農業經濟效益，既是農業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也是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的動力但是在現實中，眼前的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發生矛盾沖突，用犧牲環境來提高經濟效益已不是個別農戶行為，甚至已成為部分地區政府行為。生態環境的破壞已不僅是危及后代人，已經直接嚴重危及我們這一代農業資源的破壞與環境的惡化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城市工業“三廢”；鄉鎮業“三廢”；農業生產中大量工業品的使用。
我們必須牢固樹立起可持續發展觀念。農業生產的第一要素是土地，土地對農業而言不可替代，而宜耕地土壤的形成需經歷以萬年計的漫長過程，所以，亦不可再生。
為了生態效益不受或少受損失，應采取主動姿態，在積極發展農業生產，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追求在更高層次上的新的生態平衡。從農業生產角度來講，盡量利用生態系統內能量轉換和物質的循環過程，積極發展與運用相關技術，努力優化環境，比如植樹植草等，以實現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統一。
對農業資源與環境的破壞不全來自農業，所以生態效益的提高應為全社會的責任；農業的落后與弱質性的現實制約，使單純靠農業內部實現兩者統一極為困難；農業生產犧牲經濟效益而形成和提高的生態效益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效益，所以應該得到社會補償。
第四 物質投入與科技投入
現代化農業的實現必須要有大量生產要素投入，如資金、化肥、石油、機電等，但根據經典生產函數理論，在技術不變條件下，投入報酬遞減在現實中，我國農業雖然總體上物質投入嚴重不足，但已出現某些要素投入報酬遞減比如化肥，從1984年~1994年，我國化肥用量由1739.8萬噸增加到3318萬噸，增加90.%。同期糧食增長9.1%。化肥畝均使用量已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在部分地區邊際收益已接近零。
所以，必須加大科技投入，增加科研開發、推廣、教育培訓費用，推進技術進步，提高技術層次和技術在農業增長中的貢獻率。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國農業科技投入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呈現負增長，導致80年代以來我國農業基本上沒有重大技術創新，有份量的農業科技成果數下降，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位徘徊，科技推廣受阻，農業增長中的科技貢獻率在30%上下游動，單產水平提高速度變慢。
在一些地方財政支農比重與科技投入增長均滑坡的態勢中，首要的是增加投入，但是，農業生產的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將物質投入與科技投入相匹配，中性技術與偏向技術相結合，以期提高邊際效益，獲取總體最大收益。
第五 生產手段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
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總的傾向是強調生產手段現代化比如，以農業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電氣化等為主要追求目標，而對制度現代化重視不夠，以至于在我國農業生產手段現代化取得長足進展后，小農體制并未得到根本改變。
事實證明，生產手段現代化與制度現代化應該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片面強調任何一方其發展都將受阻當前，農業投入嚴重不足極大阻滯了農業生產手段現代化進程，根源在于目前體制與制度約束，因而制度創新是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關鍵譬如，土地產權制度、農產品流通體制要素市場、農業投資體制等，亟待變革與創新。
第六 農業產業化與農民組織化
農業產業化被認為是目前強化農業產業，提高農業比較利益，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矛盾的有效途徑，在實踐中已初見成效但無論采用何種模式實現農業產業化，都必須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利益共同體，比如貿工農一體化，應為獨立的有機整體，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為此，必須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只有這樣，目前所形成的種種模式才能持續、健康、快速發展，推進農業現代化進程。否則農民無法有效保障自身利益，永遠處于被動地位，依然會出現過去長期存在的、至今仍然普遍未改觀的農業利潤輕易被工商業所掠取的現象，這將導致任何一種模式的存在都是短暫的。
農業產業化發展不能自發地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鑒于農業生產規模小，農民居住分散及農民素質較低，首先，基層黨政組織必須全面創新，使基層合作經濟組織的行政職能與經濟職能徹底分離，從政策與制度上鼓勵、引導農民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發展自己的專業協會組織，能夠真正代表農民自身利益，逐級聯合、逐步實體化，從而形成“實體+合作經濟組織（協會）+農戶”模式。
第七 土地規模經營與社會化服務體系
土地規模經營被當今農業經濟學界看作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提高農業比較利益，特別是種糧效益的唯一選擇。與理論討論熱相反的是，實際中農業土地規模經營進展不大，這固然有制度上的障礙，更為主要的是現實條件制約：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穩定轉移到非農產業，土地經營不再作為他們的謀生手段，從全國范圍來看，能滿足這一條件的地區極少，前幾年土地規模經營進展較大的少數經濟發達地區，由于工業效益下滑，虧損面擴大加上人增地減，使農業土地規模經營成為一個緩慢的艱難的歷史過程。當然，在現實條件約束下，我們可以通過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來實現擴大土地規模經營。本來意義上的土地規模經營有兩層含義：擴大農業生產單位對農業自然資源的占有；提高農業自然資源的利用系數顯然，即使暫時難以擴大前一種，也可通過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提高土地生產能力而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取得相應經濟效益。
第八 農村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
農村城市化是社會結構的轉變，應隨經濟發展與工業化進程而發展在我國，由于歷史原因，我國工、農、城鄉發展長期失衡，已成為農業現代化巨大障礙，也阻滯工業化與全國現代化進程由于我國農村城市化歷史包袱較重，因而農村城市化的實現，盡管須以農民為主體，但是，僅靠農村農民非力所能及。所以農村城市化不僅要與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互動互進、協同發展，還必須納入國家總體規劃中，打破城鄉壁壘，在城鄉共同努力下而實現。具體地說，農村城市化應當是城鄉一體化發展戰略的一個有機部分，以弱化乃至最后消滅二元社會結構為努力目標。
但是，目前認識上有偏差，歷史形成的思維定勢和傳統觀念，造成相當一部分人對農村城市化與城鄉一體化的認識，停留在農業農村應服從服務于城市的水平上比如有些人眼中的都市化農業城郊農業“菜籃子工程”等尚未復歸于真正意義上的城鄉一體化，尚未從自然環境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等角度，深刻地認識到城鄉是大家賴以共存的空間，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忽視、損害某一局部的行為，都必然使整體受到傷害。共創一個美好的生存與發展空間，是城鄉共同利益根本所在。
第九 政府主導與農民主體
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應從整體上、根本上反思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主體問題十幾年來的中國農村改革成效顯著，源于改革之初權利與利益的調整但是近些年來，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我們過快地把農民推向市場，作為生產經營主體完全承擔市場風險與自然風險，卻缺乏作為生產經營主體應有的權利。又由于歷史的慣性，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平等的地位。如果說農業產業無可回避自然風險先天不足而弱質的話，那么后天失調趨于弱化我國農業產業“體質”。
所以，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理應也必須調整政府與農民的關系和各自行為方式，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農民為主體的新格局。無論是從經濟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實現的方式，還是從我國過去探索改革的成敗經驗來看，政府的作用不可削弱。但是政府對農民必須變直接干預為通過市場引導；變管理為主為服務為主；運用制度創新確立農民生產經營主體地位；加強保護，使農業發展有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增強農民農業適應市場的能力；建立風險保障體系，使農民有能力抵御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綜觀世界各經濟發達國家，農業現代化無一例外是在國家保護下實現的，這是不可缺的條件。
第十 總結自己經驗與借鑒國外經驗
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沒有任何農業現代化模式可以模仿，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農業現代化是在與我國國情類似的背景下而實現的。因此，中國農業現代化模式必然是在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基礎上，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在實踐中探索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在借鑒國外經驗時，不僅要重視其成功經驗，更要重視研究其失敗教訓，引以為戒。必須重視農業現代化起步的歷史條件差異，重視農業現代化進程中內外空間環境的差異，重視經濟發展階段的差異。尤其當今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們國門已打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舞臺上不平等的地位，勢必要對落后的我國農業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在總結自己經驗時，我們不可忽視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農業現代化深遠的影響，其中既有精華，也有消極因素。我們既可從中追溯過去許多改革成功的緣由，也可以找到失誤之根源，啟發我們揚棄傳統農業，實現向現代化農業的轉變。
正確處理這十大關系，其前提是要變革觀念，重新認識農業農村與農民。
首先，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農業。對農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不能停留在僅把農業看作是提供積累促進工業化的一個產業，不能把農業長期支持工業導致這個有較高投資回報率的產業比較利益低視為理所當然，不能把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總值中比例不斷下降，作為農業越來越不重要的理由，應該看到農產品是一種特殊的戰略物質，事關國家安危；我們的特殊國情決定了農業生產的任何一次被動都將引起經濟劇烈震蕩，并短期內難以“康復”。作為一個特殊產業，它不僅具有強大的經濟功能，還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其戰略地位不可削弱，不可替代。
其次，必須修正工農關系城鄉關系上的認識偏差，克服“工業傾向”與“城市傾向”，充分認識工農業與城鄉協調發展的必要性，以“平等觀”、“協調發展觀”作為處理兩者關系的指導思想。從長期的觀點，從根本上來講，這是雙方共同之利益。
最后，上述種種認識的根源，都歸結于對農民的認識，其核心是農民利益問題。全社會如何看待農民，如何認識保護農民利益的意義，事關我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事關我國現代化能否實現。
我們能否處理好種種矛盾與關系，我們能夠將一個什么樣的農業帶入21世紀癥結在此。
來源：《中國農村經濟》1997年第7期
責任編輯：經濟研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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