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要形成對三農問題的正確認識

　　1、三農問題的必然趨勢

　　中央1999年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把中國定位于“最終產品制造業大國”，國外也已經普遍認為中國是21世紀最大的“世界工廠”。以中國在全球產業分工中的實際地位，我們客觀上只能以勞動

　　力價格低廉的優勢保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這種優勢實際上產生于農村高達三個億以上的過剩勞動力，使我們可以在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長期維持勞動力的最低價格。

　　如果實事求是地從國家的立場出發看問題，這個“優勢”是其他照搬西方民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所沒有的。因此，假如政府真要徹底打破城鄉格局，使得流動打工的農村人口獲得所謂“國民待遇”，并且按照現代勞動用工制度安排社會保障和福利政策，則可能造成勞動力成本上升。這就意味著中國將失去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當然不利于參與現在這種國際競爭。

　　再者，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太大，即使真正采取措施加快城市化，到2020－2030年能夠達到50－60％的城市化率，也仍然會有大約8億人口生活在農村。小規模、高分散的農戶從事農業生產的小農經濟，仍然將是中國農村的主要經濟類型。

　　由此看來，中國工業化快于城市化是歷史的必然，既是資本全球化條件下的必然結果，也是長期趨勢，因此，農村維持小農村社經濟的制度現象，也將是長期的或者說是不可逆的。同理，當前已經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將不可能有條件在短期內得到根本解決。這是本文強調緩解、而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理由。

　　2、 三農問題的政治性

　　近年來農村社會政治形勢趨于復雜根本原因在于：農業產值下降為占GDP的14％，而農業人口仍占約60％以上。其實，無論集權制還是民主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在約14％農業產值上的收益作為稅費基礎，為占60％以上人口的農村提供社會保障，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開支；更不可能以此維持基層政府的龐大開支。同理，由于農村人口過多，任何形態的政府都不可能滿足農村社會的公共品需求。一般學者提出的城市工業反哺農村，或者給農民以直接補貼等建議，在中國當然也不現實。

　　因此，在這樣的制約條件下，農民負擔及其引發的矛盾沖突，實質上是政府與農民之間在如此低的農業產值上，照搬西方現代管理制度進行所謂收益分配的必然結果。

　　正因為50年來工業化進程中農民和農村的被剝奪本來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必須正面看待的矛盾，城鄉二元結構也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打破，所以，農民群體客觀上難以得到“公平”的國民待遇，其“邊緣化”將是必然結果。因此，“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就是合乎市場經濟條件下客觀發展規律的必然現象。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我們才需要強調，如何緩解三農問題及其引發的社會政治矛盾，對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所有執政黨都是重大挑戰。不僅當前，而且在今后的中長期發展進程中，都需要對此慎重處理。

　　3、 現行財稅金融和流通體制對農村經濟的負面影響

　　1984年至1986年建立和完善縣鄉兩級財政的制度安排，曾經一度刺激了地方政府發展農村經濟的欲望。由于當時金融體制的“軟約束”問題，使得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地方經濟特別是鄉鎮企業的高速增長，與企業高負債、地方基建失控，和銀行不良資產大幅增長相伴生。

　　1994年稅制改革前后，中央同時加強了土地管理；并且在1997年以后推進金融改革的同時，以行政手段關閉了農村合作基金會；加上同時推行的關閉“十五小”的行政措施等等。這些措施都使得地方經濟在高速增長時期積累的高負債問題暴發：一方面是鄉村債務達到約4000億（也有說6000－8000億），近一半的縣鄉兩級財政發不起工資。另一方面，縣域經濟凋敝、農村經濟滑坡、鄉鎮企業倒閉停產，又使得一千多萬地方干部的子女就業問題突出，于是政府和相關事業單位就成了最好的就業領域；導致政府及其所屬機構膨脹，財政供養人口大幅度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鄉村債務增加和政府冗員膨脹，都必然會轉化為對農民的強制索取。

　　銀行系統的商業化改革獲得成功的同時，任何商業銀行都不可能與分散的、兼業化的、剩余過少的小農經濟對接的矛盾，隨之也突出起來。由此導致近年來農村出現面廣量大的高利貸；歷史上摧毀農村基層社會的高利貸與權利和黑惡勢力結合的現象，又再次普遍發生。

　　在上述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導致的重大矛盾制約下，農村出現了勞動生產率下降，農民收入下降，政府調控能力下降。正是這三個下降，導致基層政府和農民的生活消費都要靠借貸才能解決。

　　綜上所述，我們當前面臨的三農問題是長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個別的，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僅僅是經濟性的。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辦法

　　1、執政黨要有代表農民利益的綜合部門

　　根據江澤民同志和胡錦濤同志在新世紀開始以后的兩個“七一”講話，執政黨為了能夠全面代表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至少為了能夠應對其他政治勢力以三農問題作為政治資源提出的挑戰，當務之急是參照解決金融問題和國企問題的辦法，抓緊建立“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統一協調各涉農部門的政府決策，以實現農村的穩定來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

　　2、國家應以就業最大化為基本國策

　　如果說20世紀中國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那么到了21世紀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民問題，而農民問題主要是就業問題。農民勞動力是我國最豐富的資源，但農村過剩勞動力就業問題的相對緩解，還有待于各部門提出相關配套政策。國家對列入計劃的經濟建設項目，應強調以促進就業為主要目標；特別是在以國債投資開展的基礎設施建設上，其項目評估應以能否帶動就業為評估標準，以“以工代賑”為主要建設方式。農村公共品提供和農村的基本建設，也應該強調以帶動勞動力投入的政策為主。

　　3、深化農村管理體制的綜合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

　　由于農業自90年代中期以來已經是負效益產業，農民人均現金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已經高達約70％，農民收入零增長或負增長已達到約50％，難以繼續支撐龐大的基層政府。因此，如果能夠把現在的中央、省、地、縣、鄉、村這種六級垂直管理，改變為中央、省、縣三級行政管理，則可能在理順中央、地方政府和農民的關系的同時，大幅度減少制度成本：

　　一是把省擴大為50至60個，取消地區一級，增加中央和省的直轄市，鄉改為由縣政府開支的鄉公所作為派出機構；

　　二是取消市管縣、鎮管村體制，割斷城市剝奪農村的體制渠道；一般中小城市和建制鎮實行市和鎮的自治，只管建城區，不得直管有自治權的農村，市、鎮、村等各自治體之間是平等的交換關系，政府不直接管理9億農民，由村自治體直接對縣。

　　1、打破涉農領域的部門壟斷，加大政府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投入力度

　　以往政府對農業投入的形式，基本上表現為涉農部門“分財政的盤子”，支農資金下達到政府部門及其所屬單位，不僅跑冒滴漏、貪占挪用導致嚴重腐敗，而且有相當部分轉化為基層債務和農民負擔；并且，客觀上也推高了農業成本，使我國喪失了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此，深化農村改革當務之急，是要打破涉農領域的部門壟斷，鼓勵農民參股組成各種經濟合作組織，直接進入加工、流通、金融和保險等涉農經濟領域，以合作社的規模經營取得的收益，返還低效益和負效益的農業生產，補足村社開支。同時還應規定，政府支農投入應定向下達到此類合作經濟主體，政府投入只做股、不計息，以維持農村經濟的穩定發展。

　　2、改革政府壟斷征占農村土地政策，維護農村基本經濟制度

　　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跨世紀的農村工作指導文件中，明確強調了穩定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意義。應以此作為改革政府征占土地的政策依據。即：允許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直接進入土地一級市場，允許村自治體對工商業用地實行租賃制，對國家投資的基礎設施建設用地實行股份制。

　　鑒于國家在公益事業和基本建設方面仍然應該繼續堅持征占土地，應將低價征占土地與轉讓價格之間所生成的全部收益，用于建立“土地基金”并且上市，所得收益定向用于無地農民的社會保障。

來源：山西農業信息網